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学习读本92分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学习读本92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7年9月、10月，分别在出访中亚、东南亚时，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成为我国在新时期优化开放格局、提升开放层次和拓宽合作领域的重要指针。

一、关于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古代）丝绸之路：是指欧亚大陆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以长安（今西安）、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丝路由西汉汉武帝时的张骞首次开拓，被称为“凿空之旅”，但西汉末年在匈奴的袭扰下，丝绸之路中断。公元73年，东汉时的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绝58年的西域，并将这条线路首次延伸到了欧洲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也首次顺着丝路来到当时东汉洛阳。自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丝绸、皮毛、玉石、

珠宝、香料等领域的商品交换不断繁荣，文化、宗教等人文交流也日益活跃，不仅成为亚欧国家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也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这条东西大通道誉为“丝绸之路”。德国人胡特森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成专著《丝路》。从此，丝绸之路这一称谓得到世界的认可。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又被称作为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料之路。汉朝时期，中国与马来半岛就已有交流，特别是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往来途径主要依靠海路，而中西贸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为交易之道。这条通道形成的主因，是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前往西域走陆路会经过许多较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而海路可以依靠中国东岸夏、冬两季季风助航，因此自古许多人便积极开辟海路通往欧亚各国。其航线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南海起航线由中国沿海港去往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其主港历代有所变迁，先后经历了徐闻古港、广州、泉州、漳州等。东海起航线由中国沿海港去往朝鲜、日本，其主港是青岛古港，可驶往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很早就有了对日韩的人员交往和文化经贸联系，这条航线也被史学界称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二、关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新时期，沿着陆上和海上两条古代丝绸之路构建新经济走廊，将给中国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东牵充满活力的亚太经济圈，中串资源丰富的中亚地区，西通欧洲发达经济体，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21世纪初，贸易和投资在古丝绸之路上再度活跃，欧亚各国希望与中国扩展合作领域，在交通、邮电、纺织、食品、机械制造等行业进行投资，并在农业、沙漠治理、太阳能、环境保护等方面展开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应运而生，以综合交通廊道为展开空间，对沿线区域的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

“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央站在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双方乃至本地区人民的福祉而提出的战略构想。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新时期的丰富和延伸，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起来，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以及海洋经济合作等途径，最终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造福中国与东盟，而且能够辐射南亚和中东。

三、省、青岛开展课题研究情况

面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新课题，国家有关部委已开始着手编制顶层设计。全国已有16省市，包括西北5省市、西南4省市、东部7省市，积极争取“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山东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大省，与东盟、中亚等地区的合作具有悠久历史和扎实基础，更居毗邻日韩、地处欧亚大陆桥东桥头堡优势。特别是随着“两区一圈一带”空间战略布局的深入实施，蓝色经济区对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龙头带动作用日益突出，黄三角地区“飞地经济”试点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省会城市群经济圈有效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西部经济隆起带将借后发优势形成产业特色鲜明的若干发展高地，为山东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供了坚实保障。

青岛作为我国东部沿海重要的出海口，处于海陆丝绸之路“十”字结点位置，向西可连接中西部地区及中亚五国；向南可通达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及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城市；向东出海与东北亚各国临近，直接面向东亚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具有深化国际国内合作、聚集生产要素、吸引各方投资和带动区域发展的良好区位条件。特别是在地理位置上，是距国际三大主干航线（泛太平洋航线、泛大西洋航线、亚欧航线）中西行航线最近的北方港口，与日本九州、福冈、下关和长崎及韩国釜山、仁川等港口海上运距短，航线丰富，班期密度大，更有利于吸引亚欧大陆桥国际集装箱的运输，是陆上丝绸之路向东延伸、海上丝绸之路向西拓展的重要门户。

3月22日，青岛召开了建设新亚欧大陆桥头堡参与国家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研讨会。综合历史渊源、综合实力、内外开放、海洋文化等本土优势，将规划建设四大功能载体，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成“一带一路”综合枢纽城市。一是打造“一带一路”双向开放桥头堡。将以港口为龙头、以产业为支撑、以城市为依托，整合海陆要素资源，加快海陆双向衔接，深化与乌鲁木齐、霍尔果斯等西部口岸合作，搭建“青新欧”跨国货运铁路直达通道，加快面向日韩的门户机场建设，打造与韩国贸易交往快速通道，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向东部沿海延伸，促进海上丝绸之路向中西部地区拓展，打造环太平洋地区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换枢纽，助力我国海陆双向大开放与国际合作格局大调整。二是建设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将以助推海洋强国战略为目标，加快建设东亚海洋合作交流中心，设立东亚海洋经济合作示范区、东亚海洋人才教育中心，立足东亚、辐射亚太，在海洋科技、海洋环境保护和灾害应对、国际远洋渔业、海洋经贸等海洋领域多层次国际务实合作，打造立足东亚、辐射亚太的国际海洋事物沟通协商机制和合作交流平台。三是构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枢纽。将以申建自贸港区为引擎，加快建设财富管理综合金融改革示范区，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实施国际货物贸易提升发展、国际转口贸易突破发展、国际服务贸易跨越发展、国内外贸易融合发展、电子商务引领发展，实现传统对外贸易向现代国际贸易转变，搭建起与沿线国家经贸交流合作的桥梁。四是打造“一带一路”综合保障服务基地。将发挥城市功能完善、综合承载能力突出

的优势，调动一切资源，整合一切力量，为深远海开发、海域安全、信息服务等方面提供坚实后盾，建成具有较强辐射能力的保障服务基地。

浅析“一带一路”战略背景20170516 09:25 | #2楼

“一带一路”，简称“BA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7年9月和10月中国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最高决策层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关乎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繁荣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顶层设计”，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时代背景。

历史背景

丝绸之路是西汉张骞出使亚洲中、西部地区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

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与欧亚国家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大通道，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人民友好交往。在新的历史时期，沿着陆上和海上“古丝绸之路”构建经济大走廊，将给中国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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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机会，拓展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时代背景

一、国内战略背景——统筹两个大局，消化过剩产能。

基于中国地域辽阔、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经济条件，邓小平曾于1988年提出“两个大局”思想，即：率先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发展，然后以东部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然而，在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也在逐步扩大。虽然自2000年以来，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扶持，地区之间差距缩小。但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完备，对投资、人力资源吸引力不足以及交通物流成本较高等原因，区域差异依然较大。

“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带来的中西部经济的增长更为依赖投资的驱动，相应地，消费和对外贸易却未同步发展，反映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等扶持政策对于经济的结构化调整与升级的局限性。因此，当前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即是统筹两个大局，通过内陆的沿边开放，拓宽国内国外市场，促进中西部经济结构更为合理的发展，最终协调区域间的平衡发展，缩小区域贫富差距。

在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的情况下，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尤为重要。然而，中国原有的“以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金融危机时期的四万亿刺激措施更是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特别表现在钢铁行业。因此，扩大需求成为消化过剩产能的最优途径，而这就意味着需要拓宽现有的市场空间。“一带一路”战略即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向西开拓国际市场，以期消化国内过剩的工业产能。

二、国际战略背景——深化多边贸易，提升国际话语权。

中国的崛起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融入国际多边贸易，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通过拓展外部市场拉动外需、加强经济互利合作成为当前各国政府所寻求的措施。近年来，中国加速通过区域或者全球治理平台（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上合组织等）即是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的信号。

相比其他国家，中国重视对外合作还有另外一层缘由，即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体量逆势上升，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总量更是居全球首位。与外部融合的加深导致外部经济体波动或者国际经济规则的调整都将对中国造成巨大影响，这促使中国必须寻求有利于自身发展或者至少是互利的国际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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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经济体量巨大的中国已然无法回避经济实力向战略影响力的转化与实现。因此，作为大国，中国必然需要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向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据此而言，对外投资将是大国深化国际合作的客观诉求。相对而言，中国对外投资的一大优势在于巨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对外的国民财富”这一性质决定了外汇储备只能用于对外经济活动。近4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不仅可以为海外投资提供可观的先期资本，而且也可以通过企业“走出去”在全球优化资源、技术的配置，实现自身的保值增值。“一带一路”战略的最终实施将完成中国利用外汇储备对外投资，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而提升自身话语权的战略目标。

三、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对外开放面临调整转向，经济发展处于“三期叠加”的新阶段。

当前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就是“三期”叠加。所谓 “三期”，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方略，重新定位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常态平稳增长的“软着陆”，维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增长。这就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资源和市场，寻求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增长点。亲自挂帅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总揽全局的顶层设计决策机构的成立，足以表明中央再举改革开放大旗、应对国内国际挑战的决心和勇气。

四、世界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区域内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

自201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世界工业生产收缩，制造业处于下行期；世界资本流动减速，金融资产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一蹶不振，原先专注于资本输出的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使全球资本跨境流动大幅下挫，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市场动荡加剧，投资回报率普遍下降；经济增长的疲软严重拖累世界贸易的增长，世界贸易持续低迷，出口形势急剧恶化，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出口正在经历深度调整。

世界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和调整，呈现如下明显特征：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变化，过去几十年引领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发达经济体，受困于高额的政府债务、投资机会的缺乏、欧债危机的冲击、产业创新的缓慢、紧缩的货币环境、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因素，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已经发生动摇，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始终保持着较高增长率，逐渐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二是世界工业生产格局出现分化，发达经济体工业增长减速，部分产业空心化，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增长表现不俗，但作为工业增长引擎的制造业要想在全球工业生产格局中凸显领导力，仍尚待时日；三是世界资本流动格局发生逆转，原来的西方发达资本输出国大幅减少境外投资，美联储加息企图再次剪全世界的“羊毛”，加速全球资本的回流，恶化了发展中国家融资环境，偿还外债能力减弱，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加剧；四是世界贸易格局进一步分化，美国、欧盟、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商品出口增长较快，日本出口形势则急剧恶化，而在商品进口方面，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强劲，继续保持领先，美国和欧盟进口则持续乏力疲软。在此情形下，我国对外开放长期以来主要的对象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为主的格局，需要调整、转向，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周边的东盟、中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亟需通过合作活力激活发展动力。

五、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原油进口潜在的“马六甲之困”日益突出，能源安全形势加剧。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原油领域的竞争已经超过了纯商业的范围，甚至成了世界大国经济、军事的重要武器，近年来美俄因乌克兰局势而交恶掀起的原油价格较量，就是最新的明证。研究表明，自1996年以来，中国原油进口量快速增长，原油进口依存度飙升，进口主要来源地愈趋集中。原油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国家、非洲的苏丹等地，原油进口来源地区比较集中。原油进口量的80%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对外依存度高达58%。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原油安全保障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今国际原油市场深受国际政治的影响，使原油进口国的原油供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原油进口的安全性受到很大挑战。尤其是我国原油进口过度依赖中东地区和马六甲海峡，在中东局势动荡、美国插手南海的情况下，我国的能源安全受到严重挑战，潜在威胁加剧。开辟新的原油供应国或地区，开通新的安全输送管道，实现原油进口的多元化，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六、中美战略博弈日益白热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抱有疑虑、担忧甚至戒备、敌意。

美国“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与中国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形成越来越激烈的

对冲。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推行所谓的“重返”亚洲再平衡策略，意图围堵中国的发展空间，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外交、军事、安全、经贸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新举措。如推行“巧实力”外交，强化“美日安保”，企图拉拢日、韩、菲、澳等国缔结“小北约”，打造环绕中国东部的“三条岛链”，构建从日本东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新月形”包围圈，明里暗里插手东海，驻军澳大利亚、重返菲律宾，在APEC之外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意欲继续主导亚太政治经济格局，遏制中国发展。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

与此同时，凭借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就和累积的国家综合实力，新兴的复兴中的中国积极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机制，倡导成立了许多新的地区或国际组织。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多极化、倡导多边安全机制等前提下，新一届中国领导提出了亲诚惠容的睦邻政策，全新的亚洲安全观和亚洲梦，并首倡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同时，中国逐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国际对话渠道和合作机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G20、APEC等国际事务，参与协调地区事务如东盟10+3、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机制，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发起并主导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欧论坛、中东欧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10+1、亚信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中南美、加勒比海国家、中南太平洋岛国等对话平台；推行中孟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区等区域合作建设项目，倡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投资开发银行、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丝路建设基金；加快自贸区建设和谈判进程，倡导缔结“亚太自贸区（FTAAP）”而能把这些新思想理念和对话合作机制落到实处又能统领全局的，恰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战略构想。无论是和平发展、繁荣进步还是睦领友好、开放包容这些理念，也无论是政治、外交、军事、安全还是经济、贸易、文化、科技这些领域，都可以在这“一带一路”战略中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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