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鹏辉我认识的一带一路

赵鹏辉我认识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7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新的丝绸之路共分为五条线路，分别是：1.北线a：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北太平洋——日本、韩国——东海（日本海）——海参崴（扎鲁比诺港，斯拉夫扬卡等）——珲春——延吉——吉林——长春——蒙古国——俄罗斯——欧洲（北欧，中欧，东欧，西欧，南欧）

2.北线b：北京——俄罗斯——德国——北欧

3.中线：北京——郑州----西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黎

4.南线：泉州——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威尼斯

5.中心线：连云港——郑州——西安——兰州——新疆——中亚——欧洲 “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这五条线路的建设，有效的使中国与东南亚、欧洲、北非等地区的合作。同时也使得中国与东南亚、欧洲、北非等地区的国家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建设“一带一路”还将促进沿线国家交流沟通，增进理解互信，拉紧友谊纽带，为各国各方携手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

胁创造有利条件，促进沿线国家和平发展、区域和-谐稳定。同时也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的建设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的中部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的发展。中部地区的人口资源和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的自然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山东和河南都是人口达省，可以向外输出劳动力，增加中国的就业人数。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自然资源可以有效的转换为经济资源，提高了当地的人均收入。

就中国来说，“一带一路”的建设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又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东部地区已经改革开放30年了，经济发展进入了停滞期。东部地区的经济结构需要转型，东部地区的企业也要从劳动密集型向创新型企业转型，加快企业产品的结构升级至关重要。“一带一路”提出为东部地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东部地区需要抓住这次机会，加快同东南亚互联互通，加大经贸合作力度，以点带面，形成联动新局面。 “一带一路”特别是对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带动中西部加快改革开发。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开放之处，经济就处于活跃发展阶段。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都是在2000年以后，相对于东部来说，起步有点晚。必须加快对外开放，进一步激发沿线的经济活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成为中西部的对外开放的水平。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丝绸之路”的建设将会有效的促进中西部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铁路的建设。就

目前来说，内地通往新疆的铁路很是有限，远远的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铁路的建成，也将会使内地与新疆周边的国家联系更加的紧密。目前已有重庆直达哈沙克斯坦的专列火车，但是来回周期比较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会使内地的火车开往新疆周边的国家成为一种常态。 “一带一路”符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将会使中国经济焕发新的活力。

赵可金：对“一带一路”存有哪些认识误区2017-05-16 10:34 | #2楼

以来，中国在外交上奋发有为，战略指导性和发展联动性明显加强，以“一带一路”构想最为突出。

现实中最令人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一带一路”的抓手是什么？应该从何处着手？

自“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以来，各个地方政府十分积极。很多人把“一带一路”更多理解为“优惠政策”或“重点项目”，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世纪工程，意味着一系列投资庞大的工程项目，中央政府必然给予众多“优惠政策”，甚至财政拨款，只要参与其中，就能获得难得的发展机会。

笔者认为，30多年前的对外开放是以“优惠政策”和“重点项目”驱动，设立特区，争取政策，运营项目，成了一些地方政府习以为常的执政思维。因此，在理解“一带一路”构想时，不少地方沿袭这种想法，都希望在这个大工程中分得较大一块蛋糕。毫无疑问，“一带一路”的确需要一些规模庞大的工程项目，包含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政策调整、项目规划等众多内容。然而，这些项目在性质上是一些“示范项目”，带有引导性的“种子工程”，不是以对外援助为核心，更不是所谓“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这是由“一带一路”的基本区情所决定的。

与三十多年前的那一轮对外开放强调开放东南沿海地区不同，“一带一路”在强调全方位开放的同时，更侧重东北、西北和西南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侧重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对广大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而言，幅员辽阔，人烟稀少，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地理学规律决定了这些地区并非是资金、人才、服务所青睐的地区，重点项目和优惠政策在这些地区很难形成“增长极”效应。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应延续以往的“优惠政策”和“重点项目”驱动模式，必须另寻其他思路和抓手，制度创新应该是破解“一带一路”难题的关键，主要基于三点理由：

首先，制度创新是治理“马太效应”的“转换器”。受经济地理学规律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马太效应”。“一带一路”既要善加利用“马太效应”，让资源和要素配置实现向沿线地区汇集，也要善于治理“马太效应”，防止出现两极分化。因此，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制度梯次搭配，塑造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增长极”效应。

其次，制度创新是增强地区发展吸引力的“发动机”。“一带一路”的成功，取决于沿线地区的制度是否实现了创新，只有依靠制度创新，释放制度红利，增强该地区的国际吸引力。

再次，制度创新是推进机制化整合的“催化剂”。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是缺乏合作机制，除了大量的双边协调合作机制外，还有众多多边合作机制，在沿线国家已经形成密密麻麻的机制化网络。如何依托“一带一路”的构想，通过制度创新，推进现有双边、多边以及次区域、次国家层次的众多机制实现互联互通，也是“一带一路”努力的重点方向。

正因为制度创新蕴含着诸多优势，“一带一路”完全可以以制度创新为抓手，走一条制度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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