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PK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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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带一路PK美国

第一：金融帝国崛起

1944年7月，美国为了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货币霸权，由罗斯福总统推动建立了三个世界体系，一个是政治体系——联合国；一个是贸易体系——关贸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一个是货币金融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按照美国人的愿望，是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实际上经过20多年的实践，从1944年到1971年，整整27年，却并没有真正让美国人拿到霸权。什么东西阻挡了美元的霸权？就是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为了确立美元的霸权，美国人曾经对全世界做出承诺，就是要各国的货币锁定美元，而美元锁定黄金。怎么锁定呢？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有了美元对全世界的这个承诺，美国人就不可能为所欲为。说的简单点，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意味着美国人不能随便地滥印美元，你多印35美元，你的金库里就要多储备1盎司黄金。

美国之所以有底气对全世界做出这样的承诺，是因为它当时手中掌握了全球80%左右的黄金储备。美国人认为，我有这么多黄金在手，用它去支撑美元的信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情况并不像美国人想的那么简单。美国在二战之后连续愚蠢地卷入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耗费巨大，尤其是越南战争。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差不多打掉了八千亿美元的军费。随着战争花费越来越大，美国有点吃不住劲了。因为按照美国的承诺，每35美元的流失就意味着1盎司黄金的流失。

到1971年8月，美国人手里的黄金大概还有8800多吨，这时美国人知道有点麻烦了，与此同时有些人还在给美国人制造新的麻烦。比如说法国总统戴高乐，他不相信美元，他找来法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要他们看一下法国有多少美元储备，得到的答案是大概有22亿—23亿美元。戴高乐说，一分都不剩全部提出来交给美国人，换成黄金拿回来。法国人对美国人的这一击，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一些外汇盈余的国家纷纷向美国人表示，我们也不要美元，我们要黄金。这样就逼得美国人无路可走。

于是，在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开始，也是美国人对世界的一次背信弃义。但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讲，当时人们还不能完全理清楚头绪。原来我们相信美元是因为美元背后有黄金，美元成为国际流通货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已经实行了20多年了，人们已经习惯使用美元。现在美元突然刹车，它的背后不再有黄金，从理论上讲，它变成了一张纯粹的绿纸，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使用它吗？你可以不使用它，但在国际间结算时用什么对商品的价值进行衡量？因为货币是价值尺度，所以如果不使用美元，难道还能信任别的货币？比如人民币和卢布之间，俄罗斯人（当时的苏联人）如果不认人民币，我们不认卢布的话，就只能继续拿美元做为我们之间的交换介质。

所以，美国人就利用世人的惯性和无奈，在1973年10月迫使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接受了美国人的条件：全球的石油交易必须用美元结算。在此之前，全球的石油交易可以用各种国际流通货币结算，但是从1973年10月以后，一切改变了，欧佩克宣布，必须用美元对全球的石油交易进行结算。

这样，美国人在使美元与黄金贵金属脱钩之后又与大宗商品石油挂钩。为什么？因为美国人看的很清楚，你可以不喜欢美元，但你不可以不喜欢能源，你可以不使用美元，但你能不使用石油？任何国家要发展，都要消耗能源，所有国家都需要石油，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石油就等于需要美元，这是美国人非常高明的一招。从1973年开始美元与石油挂钩以后，其实是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就伴随美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

整个世界当时并没有几个人清晰的看到这一点，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金融专家，他们不能够非常清晰地指出，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别的，不是一战、二战，也不是苏联的解体，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

从此之后，人类真正看到了一个金融帝国的出现，而这个金融帝国把整个人类纳入到它的金融体系之中。实际上所谓美元霸权的建立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到今天大约40年的时间。而从这一天之后，我们进入到一个真正的纸币时代，在美元的背后不再有贵金属，它完全以政府的信用做支撑并从全世界获利。简单地说：美国人可以用印刷一张绿纸的方式从全世界获得实物财富。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人类历史上获得财富的方式很多，要么用货币交换，你要么黄金或者白银；要么用战争的方式去掠夺，但是战争的成本非常巨大。而当美元变成一张绿纸出现后，美国获利的成本可以说极其的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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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所以没有通胀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美元的全球流通。但是美国又不能无节制地发行美元，让美元不断贬值。所以要节制。可节制后手中没有美元了怎么办？美国人有另外一套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发行国债，通过发行国债又让输出去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国。但输出去的通过债务资本重新回到美国，美国人开始玩起一手印钱，一手借债的游戏，印钞能赚钱，借债也能赚钱，以钱生钱，金融经济比实体经济赚钱来得痛快多了，谁还愿意出大力流大汗去干附加值低的制造业、加工业实体经济？

1971年8月15日之后，美国人逐渐放弃了实体经济而转向虚拟经济，渐渐变成一个空心化的国家。今天美国的gdp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实体经济为其gdp的贡献不超5万亿，剩下的大部分全都是虚拟经济带来的。美国通过发行国债，让大量在海外流通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国，进入美国的三大市——期货市场、国债市场和证券市场。美国人通过这个方式钱生钱，然后再向海外输出，这样循环往复地生利，美国由此变成一个金融帝国。

美国把全世界纳入它的金融体系之中。很多人认为在大英帝国衰落之后，殖民的历史基本就结束了。其实不然，因为美国成为金融帝国之后，开始用美元进行隐性的殖民扩张，通过美元隐蔽地控制各国经济，从而把世界各个国家变成它的金融殖民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主权独立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你尽可以有主权、有宪法、有政府，但是你脱离不开美元，你的一切最后都会通过各种方式用美元来表达，并最终让你的实物财富通过与美元的兑换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

这一点，通过40年来美元指数周期图表，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1971年8月15日美元跟黄金脱钩，意味着美国人摆脱了黄金的束缚，可以随意地印刷美元了，美元发行量大增，美元指数自然要走低。从1971年特别是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元指数就一直在走低，这就说明美元印多了。如此这般大约持续了近10年时间。美元指数走低对于世界经济来讲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这意味着美元的供应量增大，也就意味着资本的流量增大，大量的资本不留在美国，要向国外出溢出。第一次美元指数走低之后，大量美元去了拉丁美洲，给拉丁美洲带去了投资拉动，也带来了繁荣，这就是70年代拉美的经济繁荣。

美元泄洪期大约持续了近10年左右的时间，直到1979年，美国人决定关掉泄洪闸。美元指数走低相当于美国人开闸放水，而关闸实际上就是减少美元的流动性。1979年美元指数开始走强，意味着向其他地方输送美元减少。拉丁美洲本来因为获得了大量的美元投资，正在欣欣向荣的发展，突然间投资减少了，流动性枯竭了、资金链条断裂了，经济能不出现麻烦吗？

马岛海战爆发

遇到麻烦的拉美国家纷纷开始想办法自救。比如阿根廷，阿根廷的人均gdp一度已经迈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拉美经济危机一出现，阿根廷却率先进入衰退。解决衰退的办法有多种，但不幸的是，当时的阿根廷政府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总统是加尔铁里，他完全没有经济头脑。作为军人的加尔铁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战争，他希望通过战争来脱困。他把目光瞄向了离阿根廷600公里远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把它叫做福克兰群岛。

这个群岛已经被英国人统治了100多年，加尔铁里决定把它夺回来。但阿根廷是南美洲国家，南美一向被视作美国的后院。在美国后院打仗不能不请示美国。于是加尔铁里让人给美国总统里根带话，看看美国的态度。里根明明知道加尔铁里打这一仗，会导致一场和英国的更大规模战争，但他却轻描淡写地表态说，这是你们与英国之间的事情，与美国无关，我们不持立场，我们保持中立。

加尔铁里以为这是美国总统对他的默许，便发动了马岛战争，轻松收回了马岛。阿根廷上下一片欢呼，热烈的像过狂欢节。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宣称绝不接受这个结局，还逼着美国总统必须表态。这时的里根立刻撕下中立的面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阿根廷的侵略行径，坚决站在英国一边。随后，英国派出一支航母特混舰队，劳师远征8000海里，一举拿下了马岛。

与此同时，美元走势开始走强，国际资本按照美国的意愿回到美国。因为当马岛战争打响后，全球的投资人立刻判断，拉美的地区性危机出现了，拉美的投资环境恶化了，于是纷纷从拉美撤资。美联储看到时机已到，立刻宣布美元加息，加息后的美元加快了资本撤出拉美的步伐。拉美的经济一片狼藉。从拉美撤出的资本几乎全到了美国，去追捧美国的三大市（债市、期市、股市），给美国带来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的第一个大牛市，让美国人赚得钵满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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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元指数从弱势时的60多点一口气蹿升到120多点，上升了100%。美国人在自己的三大市牛市后并不收手，有趁势拿着赚到的钱，重新回到拉美去购买那些此时价格已跌成地板价的优质资产，狠狠剪了一次拉美经济的羊毛，这是美元指数第一次走强后的情况。

如果这种事情只发生一次，那它就是小概率事件；如果它反复出现，那它就一定是规律。当第一次“十年美元走弱、六年美元走强”之后，人们并不确定它是不是规律。从拉美金融危机这个高峰之后，美元指数从1986年又开始一路下跌。其间经历了日本金融危机、欧洲货币危机，美元指数仍然在走低，大约走了10年，10年之后的1997年美元指数再一次走强。美元指数这一次走强之后也是持续了6年。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差不多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性——10年的走弱、6年的走强，再一个10年的走弱、接下来又一个6年的走强。

此后，如潮汐一样准确，美元指数经过6年的走强，到2002年，再一次开始走弱，然后，又是10年时间，到2012年，美国人又开始为美元指数即将由弱转强做准备。办法还是老一套：给别人制造地区性危机。于是，我们就先后看到，在中国周边陆续出现天安号事件，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几乎全在这一时期密集出现。但是很不巧，美国在2017年自己玩火玩大了，自己先遭遇了金融危机，结果使美元指数走强的时间被-迫向后推延。中菲黄岩岛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争端，看似和美元指数走强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真的没有关系吗？为什么恰恰出现在美元指数第三次走弱之后的第10个年头？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究，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我们承认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确实存在着一个美元指数周期率，那么，根据这个周期率及美国人借机剪别国羊毛的手法，我们可以断定，现在轮到中国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眼下中国已经成了从全球吸引和获得投资最多的国家，大量国际资本由于看好中国经济进入中国。从经济规律上讲，不能仅仅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国家。一个中国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于整个拉美，甚至比拉美的经济总量还要大；和东亚经济比，也可以说中国经济相当于整个东亚。而过去十年里，大量资本进入中国，使中国的经济总量，以令人垂涎的速度增长到全球第二，如此一来，美国把第三次剪羊毛的目标瞄准中国，一点不奇怪。

香港占中事件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从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之后，中国周边的事情层出不穷，一直到去年中越“981”钻井平台冲突，再到后来的香港“占中”事件。这些事件还能看成是偶然事件吗？去年5月“占中”行动正在酝酿中，可能在5月底就会发生。但是5月底没有发生，6月底没有发生，7月还是没有发生，到了8月仍然没有发生。什么原因？这个酝酿的“行动”在等什么？

让我们对比另一事件的时间表：美联储退出qe时间表。去年年初，美国就说要退出qe（量化宽松），4月、5月、6月、7月、8月，一直没有退出。只要不退出qe，就意味着美元还在超量发行，美元指数就不能走强，香港的“占中”也就一直没有出现，二者在时间表上完全重合。直到去年9月底，美联储终于宣布美国退出qe，美元指数开始掉头走强后，10月初，香港“占中”爆发。其实，中日钓-鱼-岛、中菲黄岩岛、981钻井平台、香港“占中”，这四个点都是炸点，任何一个点引爆成功，都会引发地区性金融危机，也就意味着中国周边投资环境恶化。从而满足“美元指数走强时，其他地区必须相应出现地区性危机，使该地区投资环境恶化，迫使投资人大量撤出资本”，这一美元获利模式的基本条件。

这就是：如果不能让资本从中国撤出去追捧美国的话，那就起码让欧洲的资本撤出来回流美国。这第一步，以戏剧性的乌克兰变局实现了，但第二步，却未能如美国所愿。因为从欧洲撤出的资本，并没有去美国，另有数据显示，它们大部分来到了香港。这意味着全球投资人仍然不看好美国经济的复苏。而宁愿看好虽已处在经济下行线上，但仍保持着全球第一增长率的中国。

这是其一。其二，中国政府在去年宣布了要实现“沪港通”，全球的投资人都热切地希望通过“沪港通”，在中国捞一把。过去西方资本不敢进入中国股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进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宽进严出，你可以随意进来，但是你不能随意出去，所以说他们一般不敢到中国来投资中国的股市。“沪港通”之后，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在香港投资上海的股市，挣到钱后可以转身就走，于是上万亿的资本滞留在了香港。这就是去年9月之后，也就是香港“占中”开始直到今天，“占中”势力及其幕后推手始终不肯罢休，总想卷土重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美国人需要制造一次针对中国的地区性危机，让滞留香港的资本撤出中国，去追捧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强烈地需要并依赖国际的资本回流？原因是，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经济逐渐放弃实物生产，脱离开实体经济。美国人把实体经济的低端制造业、低附加值产业叫做垃圾产业或者叫做夕阳产业，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尤其是向中国转移。而美国除了留下所谓高端的产业，ibm、微软等企业外，70%左右的就业人口都陆续转向了金融和金融服务业。

这时的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产业空心化国家，它已经没有多少实体经济可以为全球投资人带来丰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不得不打开另一扇门，就是虚拟经济的大门。虚拟经济就是它的三大市。它只能通过让国际资本进入三大市的金融池子中，为自己钱生钱。然后，再拿挣到的钱去剪全世界的羊毛，美国人现在只有这么一个活法了。或者我们称之为美国的国家生存方式。这个方式就是，美国需要大量的资本回流来支撑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美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谁阻挡了资本回流美国，谁就是美国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弄明白想清楚。

第四、严防欧洲、亚洲一体化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诞生。三个月之后科索沃战争爆发。很多人以为科索沃战争是美国和北约联手打击米洛舍维奇政权，因为米洛舍维奇政权在科索沃地区屠杀阿族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灾难。战争结束之后，这个谎言迅速戳破，美国人承认这是中情局与西方的媒体联手做的一个局，目的是打击南联盟政权。但是，科索沃战争真的是为了打击南联盟政权吗？欧洲人开始一边倒地认为就是这个目的，但是打完这场72天的战争之后，欧洲人才发现自己上当了，为什么？

2012年年初，中日韩关于东北亚自贸区的谈判接近成功；4月，中日货币互换和中日之间互相持有对方国债也初步达成协议。但此时，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相继出现，一下子把东北亚自贸区谈判，中日货币互换一风吹了。几年后的现在，我们才勉强完成了中韩两国的双边自贸区的谈判，这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它和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的意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旦成功，一定是包括中、日、韩、港、澳、台的整个东北亚自贸区。东北亚自贸区一经形成就意味着世界规模大约20多万亿美元的第三大经济体出现！

但是，东北亚自贸区一旦出现就不会止步，它会迅速南下与东南亚自贸区整合，形成东亚自贸区，东亚自贸区的产生意味着30多万亿美元规模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出现，将超越欧盟和北美。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继续推想，东亚自贸区出现，依然不会止步，它会向西整合印度和南亚，然后向北整合中亚五国，再然后继续向西，整合中东部分的西亚。这样整个亚洲自贸区，规模将超过50万亿美元，将比欧盟和北美加起来还要大，这么庞大的一个自贸区出现，难道她会愿意用欧元或美元结算他们内部的贸易吗？当然不会。这就意味着亚元可能诞生。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亚洲自贸区，我们只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亚洲的主导货币，就像美元先成为北美的硬流通货币，再成为全世界的硬流通货一样。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远远不止我们所说的人民币走出去，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作用等等，它将与美元、欧元一起三分天下。

中国人能看到这一点，美国人就看不到这一点吗？当美国人宣布战略重心东移，推动日本在钓-鱼-岛跟中国扯皮、推动菲律宾在黄岩岛跟中国对峙的时候，如果我们还目光短浅地以为，钓-鱼-岛争端是日本右翼鼓动“购岛”后与中国的冲突，黄岩岛争端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昏了头找中国的麻烦。而看不出这是美国人的深谋远虑，是美国人在阻止人民币成为美元的有一个挑战者，而美国人则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他们一定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出现。因为东北亚自贸区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也就意味着世界货币三分天下成为现实！

想一想看，手中只剩三分之一货币霸权的美元，还叫货币霸权吗？而今天一个产业空心化的美国，假如再没有了货币霸权，美国还能算世界霸主吗？想明白这点，就知道为什么今天中国遇到的所有麻烦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是因为美国比我们想得远，看得深，才为了防中国之“患”于未然，处处给我们制造麻烦。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实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根本原因。它究竟要平衡什么？它真的要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菲律宾，中国与其他有争端的国家之间，实现一种微妙平衡，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吗？当然不是，它的目标就是一个，平衡掉中国今天大国崛起的势头。

美国人在伊拉克打仗，还不止是这一个目标。它同时也是在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当年小布什为什么一定要打伊拉克？现在我们已经看的很清楚，萨达姆没有支持恐怖主义，没有支持基地组织，也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为什么萨达姆却最终走上了绞刑架？因为萨达姆自以为聪敏，想在在大国之间玩火。

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萨达姆以为抓住了在美元和欧元，美国和欧盟之间玩火的机会，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宣布伊拉克的石油交易将用欧元结算。这一下惹火了美国人，尤其是它产生一连串的示范效应，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内贾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纷纷宣布自己国家的石油出口结算也用欧元结算。这还了得？这不是往美国人胸口捅刀子么？！

所以说这场伊拉克战争非打不可，有些人认为这么说太牵强了。那么请他看一看，美国人打下伊拉克之后干了些什么？还没等抓住萨达姆，美国人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伊拉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发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宣布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从欧元结算改回用美元结算。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人是在为美元作战。

阿富汗战争

也许有人会说，伊拉克战争为美元而战可以理解，阿富汗不是产油国，那么美国大打阿富汗战争总不会是为了美元吧？何况阿富汗战争是在“9·11”发生之后，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美国是为了对基地组织的报复和对支持基地组织的塔利班的惩罚，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阿富汗战争是在“9·11”之后一个多月打响的，应该说打得很仓促，打到一半时美军就把巡航导弹打光了，而战争还在继续，美国防部不得不下命令打开核武器库，取出1000枚核巡航导弹，摘下核弹头，换上常规弹头，又打了900多枚才把阿富汗打下来。这明摆着证明这一场准备得非常不充分，既然如此，美国人为什么硬要仓促上阵呢？

因为美国人已经等不及了，更因为美国人的日子过不下去了。21世纪初期，美国作为一个产业空心化的国家，每年都大约需要有7000亿美元的净流入，才能过日子。可是“9·11”之后一个月内，全球投资人对美国的投资环境恶化，表示出了从未有过担心和忧虑：如果强大如美国对自己的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能够保证投资人的资金安全？结果，3000多亿的热钱离开了美国。这就迫使美国必须尽快打一仗，这一仗不仅是要惩罚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还要给全球投资人一个信心。随着第一枚巡航导弹在喀布尔炸响，道琼斯指数迅速回升，一天之内回升600点，流出的资本开始回流美国，到年底，大约有4000多亿美元回流美国。这不正说明，阿富汗战争同样是为美元而战，是为资本而战。

“一带一路”PK“亚太再平衡”的政经风险2017-05-16 10:31 | #2楼

2017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战略已经成为中国的对外大战略，中国政府未来8-10年将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推进这一战略。学界普遍的看法是：2017是规划年，2017是布局年，2017则是落实年。

2017年的布局工作可圈可点：政治与安全领域的亚信机制与双轨思路，经济领域的几个经济走廊（孟中印缅、中巴、中蒙俄）与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基础设施领域若干海陆大通道，贸易领域的亚太自贸区，金融领域若干实体的建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丝路基金，以及规划中的上合组织银行），这些机制或构想，或由中国倡议建立，或由中国发力推进。诸多举措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对外战略正从“韬光养晦”全面转向“有所作为”，“主动布局、周边开始、聚焦经济、兼顾其余”是行动原则。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充分凸显，并且有可能超过大国外交。

但这一战略要获得成功，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以下三个可能是最重要的：第一，如何评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性质：是遏制（或曰围堵）还是两面下注？第二，如何获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认可与配合？第三，中方如何尽可能规避经济与政治风险？

这些问题，固然是“一带一路”战略所需应对者，但所涉及的对外环境评估和发展策略调整，则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需要常做的功课。“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意味着本届政府确定了中国成为综合性全球大国的路线图。

中国是否应该重估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性质？

如果说这个地球上没有美国，中国崛起的目标大致已经实现。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应对中国的崛起。而新一届中国政府规划“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之一，就是化解“亚太再平衡”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因此，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目标的判断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应对原则与实施手段。如果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是为了全面遏制中国，是冷战时期对苏遏制战略的21世纪版本，那么，对于这种敌对的战略，中国的选择只能是对抗性的：通过构建与扩大同盟、增加准同盟与友好国家等方式，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便从周边开始，逐步排除、推开、推回美国的影响力。这是传统的崛起国应对模式。

但如果美国再平衡的目标不是遏制中国，而是要传递这样的信息：美国有能力与中国全面对抗，但那是最后手段，美国首先要做的是约束中国，促使中国尽可能以国际社会能接受的手段追求国家利益，实现和平崛起，总之，这是一种又接触又防范的两面下注战略。那么，中美的战略目标之间就有了大量的交集和合作空间，“又竞争又合作”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许多人认为美国“围堵中国”是有原因的：美国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上西化中国，安全上通过强化同盟与支持中国的争端对手来牵制中国，军事上封锁高精尖技术与武器流向中国，经济上诱导中国进一步推行市场经济，文化与教育上通过人员交流与人才培养对中国进行渗透。

上述诸领域除了一项都可以在两面下注的框架下得到解释，即只有“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西化”一项符合围堵的标准。但信奉实用主义哲学的美国现在没有能力西化中国，因此也不迫切追求这一目标。总体而言，亚太再平衡战略体现的仍旧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国际战略。

“实现力量平衡”是盎格鲁-撒克逊战略思维的精髓，其核心是：扶助弱国一方以实现某一地区的力量平衡，防止地区大国进一步“坐大”继而冲击自己的安全与利益。就英国而言，最典型的是实行了几百年的“大陆平衡政策”：支持弱的一方，使得欧洲大陆实现力量平衡；如果已经实现了力量平衡，英国则“袖手旁观”。这被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倡导者米尔斯海默概括为“离岸平衡手”战略。实际上，英国在殖民地经常采用的“把少数民族扶持为统治阶层”也是这种战略思维的体现。二战后的美国，则把这一战略当作“区域战略原则”：在欧洲支持西欧对抗苏联及其东欧盟国、在中东支持以色列对抗阿拉伯国家、在南亚支持巴基斯坦对抗印度、在东亚通过一系列双边同盟（美日、美韩、美菲、美泰）对抗社会主义国家（如中苏同盟、苏越同盟、中朝同盟）。现在，则表现为在东海问题上支持日本，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东盟声索国。

其实，美国认为仅仅依靠亚太国家已不足以制衡中国，有必要把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度也拉入，因此提出了“印亚太”的概念，旨在构建规模更为宏大的“印太再平衡”。对于美国的这一战略，胸怀大国抱负的印度所采取的立场是：以我为主，看情况利用某些因素。日本、东盟成员国（尤其是其中的南海声索国）则大致持欢迎的态度。

周边的不信任与猜忌将是最大风险

2017年9月初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10月初访问印尼时又提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构想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回应，迄今为止，“一带一路”涉及的60多个国家中，有30多个表态支持。这无疑是好消息。但从口头上的支持到项目实际操作，再到实现共赢目标，中间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是全球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70多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其中包括大部分中国周边国家。但这些周边国家采取的是“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双重取利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有赖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力支持。因此，有必要让沿线国确信，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自己安全上无害乃至有利，经济上利大于弊，文化上不会受到冲击。为此，中国务必换位思考：从沿线国的视野审视“一带一路”战略。

二战后的历史事实是，一些沿线国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上（如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一些沿线国（如蒙古、新加坡、越南）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有的对美国还有各种不满，但基于种种原因（没有更好的选择、不担心美国对自己提出领土要求、美国在维持亚洲地区安全中的实际作用），还是同意在安全问题上或多或少地依靠美国，一些国家最近几年还强化了与美国的安全与军事合作。微妙的是，菲律宾在1990年代通过修改宪法赶走了美国驻军，现在则谋求美军实质性的重返。日本追求正常国家地位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希望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安倍却不得不先强化日美同盟。

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国家崛起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这很容易引发周边国家的安全疑虑。而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过程中，这一因素会尤为明显。中国构建以自身为主的各种国际机制、对大国的强调、奉行不结盟政策、在海洋争端中采取的某些进取措施，都加重了周边国家的顾虑。

但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则必须尽可能消除他们的安全疑虑。这可能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可以尝试从具体的功能领域着手，构建小多边安全机制，比如在南海建立共同休渔制度、开展联合巡逻、进行双边与多边军事演习，等等。

经济方面，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主打经济牌，通过投资建厂、合作兴建基础设施等方式，让沿线国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果实。但其中的中小国家则有自身的顾虑，担心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太高，担心成为新版的“香蕉共和国”，担心中国人的大量涌入，担心增加官员的腐-败。这些问题在发达国家当年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并不存在或者影响不大，中国现在则不得不面对。

另一个挑战是，一些沿线国担心大型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副作用，沿线小国担心大规模投资将改变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这些问题在中国国内也处于摸索解决的阶段，却被要求在对外投资中先行解决，虽然困难，却难以回避。

政治和经济风险如何规避

一个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希望构建自己的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空间，这是普遍现象。而且这种空间通常是排他性的，连美国现在力推的亚太再平衡也旨在构建排他性的安全、经济机制。但中国正在构建的机制（如亚太自贸区与亚投行）却显示出开放性与包容性，因而具有道义优势。

构建自己的区域与领域空间，是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必要历练。但是，中国的主要优势在经济领域，“一带一路”的主要内容也是经济合作，包括投资建厂，以及道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加上电网、通讯网、油气管网等互联互通项目。许多人因而将之称作“中国版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是在经济发达的欧洲进行经济重建，而“一带一路”则主要是在经济落后地区推进经济发展，涉及的国家达60多个，整体实施难度远大于马歇尔计划。坦率地讲，把沿线国的经济都带动起来超过了任何国家的能力与责任。中国不得不考虑“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所蕴含的经济风险，甚至政治风险。

减少外汇储备、转移过剩产能被视作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内经济动因。但是，“一带一路”战略很难实现这两大目标。仓促实施，可能成为规模巨大的国际烂尾工程。

“外汇储备是对外的国民财富”这一性质决定了外汇储备只能用于对外经济活动，但它并非财政收入，而是银行对公民与企业财富的借贷，属于虚拟政府收入，因此，管理外汇储备的三原则是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安全性优先于盈利性。这是中国把大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欧洲等国家政府与机构债券的主要原因。

“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投资环境整体上不如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无论是投资于基础设施还是第二产业，其投资回报率都不容乐观，其中一部分很可能成为坏账。把来自于外汇储备的投资变成坏账，违背了管理外汇储备的三原则，应当尽量避免。

在转移过剩产能方面能有多少效果呢？目前还没有公布投资项目等信息，难以知道具体规模。以产能过剩的典型钢铁产业为例，假定“一带一路”所带动的钢铁需求量与国内铁路建设相同（这已经非常可观），也只有2100万吨，占2017年过剩产量2.74亿吨的7%，在化解过剩产能上效果有限。从中可见，中国的过剩产能规模巨大，无法通过转移到沿线国来化解，“就地关闭”很可能是唯一有效选择，这虽然疼痛，却不得不采取。

总之，巨额外汇储备是中国不合理经济结构与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严重的产能过剩则与仓促出台的四万亿人民币刺激措施有重大关系。作为超大型经济体，中国的经济问题主要靠内部调整来解决，切不可把希望寄托在经济欠发达的沿线国。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风险也不能忽视。如何确定一些政治稳定、经济有潜力、愿意与中国合作的支点国家，从而串起“一带一路”，应该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一带一路”战略与“亚太再平衡”战略构成竞争关系，将从不同方面分别检验中国与美国的国家能力。中国如果处理得好，有可能把“美国的亚太”转化为“中国的周边”。而如果处理不好，“一带一路”或成为“中国的麻烦，美国的机会”。

但是，“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从“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转变为“综合性的世界大国”的一种尝试，一种路径。中国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只能直面应对，并争取最好的结局。规划已经制定，细节将决定成败。中国的总体国家实力公认强大，但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要选择重点、量力而行，避免成为“沿线国的发改委加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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