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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交通事故反思
如果没有这场重大交通事故，30岁的贵州省黎平县寨高村村民吴开雄应该在看完一场激烈的“斗牛”之后回家了。2月4日下午，他躺在贵州省从江县人民医院的重症病房里，等待第二天治疗手臂粉碎性骨折的手术。
吴开雄的眼神有些呆滞，他瞪着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但他庆幸的是自己随着中巴车翻滚下约100米深的大斜坡后，还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不幸的是，他熟识的12个老乡在这场事故中遇难，另有21人不同程度受伤。在这起重大交通事故之前24小时，河南、四川、甘肃三个省先后发生特大交通事故，60多条生命没能走进农历蛇年。
什么让悲剧接连-发生，谁来堵住一段段伤心的路？中国青年报记者赴从江县展开调查。
车辆超载超速 驾驶员打手机
多年在广东打工的吴开雄今年第一次回老家黎平县寨高村过年，2月2日早晨7点刚过，他率先挤上了一辆停在寨子门口的中巴车，坐在车门边的位置，等待着前往相邻的从江县四寨河口观看热闹的“斗牛”比赛——这是一项当地民间组织的最热闹的比赛，俗称“牛打架”，一个比赛日往往能吸引十里八村的上千人来观看。
当这辆核载19人的中巴车挤上了34个人之后，驾驶员发动了引擎，按照约定每人往返收费40元，没挤上车的人骂骂咧咧地目送着一车人驶离村子。
一路上，这辆中巴车在离村子最近的黎平县入口处上了高速公路，又在从江县谷平出口下了高速公路，而后驶上了谷平乡至从江县城的四级公路。
这是一条正在改扩建的乡镇公路，沿途随处可见施工工地，虽然路面设立了“禁止营运车辆通行”的警示牌，但这辆几乎超载了一倍的车仍然在路上摇摇晃晃地快速行驶，一路上没有乘客向驾驶员提出异议，没有路障挡住中巴车的去路，甚至一路上都没看到几个人，更没有人拦下这辆即将驶入“悲惨世界”的汽车。
吴开雄看见驾驶员一直在打手机，他“没想管闲事”，一心想着即将上演的大戏。不料，在距离目的地大约5公里的地方，汽车冲出路面，顺着60多度的陡坡翻滚到深约100米的深沟里。
随后，有人拨通了报警电话。
从江县交-警大队教导员杨建平说，从手机运营商数据库中调取的信息对比发现，在报警电话拨通前两分钟，驾驶员打出了这一生的最后一个电话。吴开雄也清楚地记得汽车冲下斜坡的一瞬间，驾驶员手中握着手机。
当从江、武装部长谢晓波事发后第一个从县城赶到现场时，他一下子觉得出大事了，“大坡上散落着伤员和死遗体，上一次经历这样的场景是在老山前线。”
他命令现场的90多名民兵队员先救活的。在60多度的陡坡上，把一名伤员抬到地面需要20个人的力量，共同抢救的武警、消防战士和公安干警手脚并用，大约1个半小时，伤员全部送到从江县人民医院，遇难者遗体全部被抬回地面。
杨建平说，出事地点是一个两公里的长下坡，从现场的刹车痕迹判断，车辆处于超速状态。
迟来的GPS监控
经过调查，出事的中巴车隶属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运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从江分公司(以下简称“运发从江公司”)，驾驶员在事故中遇难。调查发现，这是一辆手续完备的营运车辆，专线从事从江县汽车客运站到从江县小黄村的旅客运输。事发前，该车没有向运管部门备案需要临时变更运输线路。
也就是说，一辆从事专线运输的客运车，脱离了既定线路行驶，做起了“包车”的生意，而这一切，运管部门并不知道。
运发从江公司经理陈明盛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公司对客运车脱离自己的线路“窜线”行驶并不知情。
陈明盛说，出事的车牌号为“贵HA2014”的中巴车原本应该在2月2日上午8时从小黄村发车，前往从江县汽车客运站，这是一段大约40公里的路程，14时再从从江县汽车客运站返回小黄村。
“当天上午没有接到投诉说小黄村没发车，后来知道车子在四寨河附近出事了。”陈明盛说，前段时间才下文件让客运车安装GPS进行监控，但事发时车上的GPS还没有调试好。
2月4日上午，当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运发从江公司时，一位工作人员点开了电脑桌面上的GPS监控软件，几辆正在营运的车辆信息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点击每一辆汽车的具体信息，都能看到汽车行进的路线、车速和车内摄像头两分钟前抓拍的车内场景照片。
就在2月3日，案件调查组到公司提取证据时，这套GPS监控系统还处于瘫痪状态，这意味着，“贵HA2014”中巴车出事距离GPS监控系统正常运转只差两天。
陈明盛介绍说，在拥有GPS监控系统之前，公司曾经发现过一两次营运车辆脱离既定线路“窜线”经营的情况，每次的处罚都是停止运营半天到一天，“停多了人家老板不干嘛。”
空壳运输公司背后的“挂靠”生意
“为什么公司称呼驾驶员是老板？”中国青年报记者问。
“因为车是人家的啊。”陈明盛回答说。
“车不是公司的？”
“车是人家私人买的，公司没车。”
“那公司不就是一个空壳？营运车就是‘挂靠’在公司？”
“可以这么理解。”
陈明盛说，运发从江公司表面上拥有14辆营运车，但实际上这14辆车“各有其主”，这些车辆每月需要向公司交纳200元管理费，就可以从事指定线路的营运。
以出事车辆为例，这辆往返于从江县客运站和小黄村之间的客车，名义上的主人是运发从江公司，实际是由一个私人老板所有，各项交通违法罚款都是由私人老板支付，以公司的名义缴纳，汽车的一切用油、养护费用也都由这名私人老板承担。
“公司对他们的监管是每月组织两次安全学习。”陈明盛说，上一次组织学习是今年1月25日，春运开始的第一天。
如果有个人或单位要“包车”运输，按照规定，由运输公司和“包车”的一方签订协议，驾驶员要认真填好一份“路单”，“路单”的内容包括“包车”人数、车辆行驶线路、车辆例行检查合格盖章等等。带着“包车”协议和“路单”，运输公司向运管部门申请临时线路标牌后，才允许汽车上路。
这一切，在出事的“贵HA2014”中巴车上都被省略了。“没有协议，没有‘路单’，没有临时线路标牌。”陈明盛说。
陈明盛坦承，表面上公司的运作模式是公司购买营运车辆，雇佣驾驶员进行营运，公司对汽车有绝对的管理、调度权力，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公司就是供私人车辆“挂靠”，这使得营运车辆时常脱离监管。
从江县交通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黄洪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对于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这样“挂靠”的情况由来已久，“在政府没有财力保障客运的情况下，‘挂靠’经营的方法是解决了燃眉之急的。”
黄洪蛟说，现实的经济困难摆在面前，完全取消这种“挂靠”模式不可能，务实的方法是考虑怎么堵住这种模式的漏洞，让车辆处于有力的监管之下。
谁能堵住这段伤心路
事故发生后，许多声音质疑当地监管部门，认为是监管疏漏为事故发生“创造”了条件。
对此，杨建平坦诚，交管部门一定对此事负有责任。
但他也同时算了一笔账，从江全县辖21个乡镇，全县的公路里程2600多公里，在职交-警13人，交通协管员23人，要负责车辆上牌、交规考试、路面巡逻、日常事务等等工作，5辆警车有一辆只能跑城区路，有一辆刚刚服役1天，有一辆需要备勤，“真正能上路巡逻的只有两辆车。”
对于从江县来说，总共有3个进出县的路口，杨建平说，只能采取流动巡逻的方式监控3个路口，不能保证每个路口时时有警。
据黄洪蛟介绍，运管部门的情况也差不多，从江县运管所有1个稽查队，队员6名，即使全部投入检查点，也是杯水车薪。
对于西部许多贫困地区来说，短时间内大量增加监管人员编制并不现实，大幅度增加路面巡逻势必将大幅度提高工作经费，也并不现实。面对眼前的实际，杨建平和黄洪蛟有一个共同的认识：监管部门必须把方方面面的力量串起来。
具体分析反思从江县“2·2”重大交通事故，他们给出了几项假设：如果车辆安装了GPS监控，那么“窜线”营运将被制止；如果驾驶员和乘客任意一方有足够的安全意识，那么超载将不会发生；如果汽车路过高速公路收费站，收费员在发现超载后立即报警，那么汽车将尽早被拦下；如果在“禁止营运车辆通行”的警示牌边加装一个路障挡住营运车的路，那么车将不会进入如此危险的路段；如果危险路段加装了防护设施，那么车将不会翻滚下斜坡；如果路途中有任何一个人报警车辆超载，那么交-警将迅速追击拦截。
“以上的假设如果任何一个实现了，都可能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黄洪蛟说，这不是逐级签个安全责任状能解决的问题，这是社会各个方面真正重视能形成联动监督的问题，是大家共同对生命的尊重。
作为长期在贫困山区做交通警-察，杨建平说，应该大力倡导“不论是谁遇到超载、超速、非法营运的问题都立即报警”的行为，不要认为是管闲事，一次报警可能挽救一车人的生命，同时建议政府在建设“村村通”公路时，提高修筑标准、保证路面质量，当投资额度达不到标准时，不要为了完成任务而勉强施工，“乡村路好了，正规的客运车才能通，全社会监督一形成，悲剧才会减少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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