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的若干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的若干建议

同志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下简称“一带一路”），这是我国加强与周边国家往来的重大战略构想，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我们在综合调研近期国内外有关舆情、学术研究报告、国际研讨会中外专家观点的基础上，综合梳理出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多种角度解读“一带一路”的内涵

“一带一路”的内涵深刻丰富，专家们从不同视角作了解读，普遍赞誉“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开放包容、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理念。

国内专家普遍认为，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蕴含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主轴，以人文交流为重要支撑，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特别是“一带一路”

将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等次区域连接起来，有利于各区域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建立和健全亚洲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使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迈上新台阶。有专家表示，虽然目前“一带一路”主要内容仍在研究之中，但应优先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等。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陈玉荣等提出，“一带一路”应分阶段实施，近期目标重点是道路、能源管线、电信、港口等基础设施“共建”和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中期目标可在条件成熟国家和地区朝自由贸易区迈进，打造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与中亚国家建立自贸区，将非洲东海岸和拉美地区环太平洋国家纳入合作机制；远期目标是建成覆盖中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拉美国家的

自由贸易区群，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

国外智库和专家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了高度关注，大多从中国崛起的角度解读其内涵。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帕拉西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古丝绸之路成为文明沟通桥梁的代名词，不冲突不对抗的独立外交政策是新丝绸之路的精华所在。开罗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萨利赫认为，“一带一路”构想与“中国梦”的理念相辅相成。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丝绸之路既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一部分，也是当代中国文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自信和复兴的有效方法，是大国崛起所依托的时代精神。他还提出，丝绸之路的核心是贸易，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是经济贸易。缅甸资深媒体人吴温丁认为，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提出了“一带一路”设想，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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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解决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问题。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卢贾宁认为，该构想试图重新划分太平洋到欧洲的经济版图，是遏制美国并将其赶到大西洋的有效武器，是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美元架构的起始平台。这反映了部分国外学者对“一带一路”深层的地缘政治动机的质疑心态。

国内有专家认为，需要对“一带一路”的内涵作更加全面清晰的阐释。但是，也有专家认为，“一带一路”内涵博大精深，本身就是理论创新和探索，需要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丰富深化，不宜过早限定其内涵边界。通过人文桥梁，促进丝绸之路国家间合作的复兴

国外专家普遍强调文化交流、青年交流、学者交流和民间交流的重要性。吉尔吉斯斯坦文化、信息和旅游部原部长苏尔丹拉耶夫认为，没有人文合作的发展，很难实现经济合作的进步，希望通过人文桥梁，促进丝绸之路国家间合作的复兴。德国专家建议与有关国家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共同挖掘历史文化遗产，加强文化认同感。同时建议借鉴波罗的海国家民间组织推动城市间人文交流，从而推动政府间合作的经验，从软性的外交中获得持续

不断的政治动力，通过软实力外交，消除硬实力的顾虑。

中外专家一致认为，旅游业是促进经济合作和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产业。复旦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认为，旅游合作能让双方百姓更多了解对方国家，消除偏见和误解，同时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有力推动经贸发展。

希腊教育部原部长季亚曼托普鲁等提议设立“丝路文化之都”项目，每年由一个沿线国家组织文化活动，涵盖文化科技展览经济合作，并进行定期评估，用标准化方式推行，市场化运作，建立人文交流长效机制，淡化“文化输出”痕迹。欧洲一些国家，如希腊、西班牙等国都表示了主办这类交流活动的浓厚兴趣，可考虑与这些国家合作举办。

立足产业分工大布局，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

许多专家建议通过产业合作帮助沿线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需要，以企业为载体搭建产业合作平台，促进产业链对接整合，提高区域经济深度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海林认为，中越可以继续推进农业贸易和农业生产领域合作，帮助越南发展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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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型初级重工业，可通过成立中越产业对接投资促进机构的方式促进合作。青岛对外友协原会长赵雪芳建议借鉴青岛橡胶谷公司在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建立橡胶产业集群，搭建产业平台的成功做法，与东盟国家打好“橡胶牌”。

许多专家指出，目前互联互通的主要问题是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联而不通、通而不畅。东南亚柬缅越等国港口基础设施滞后，通关便利化程度较低，通而不畅制约经贸往来。我国多家港口企业负责人建议，利用我国港口企业技术资金优势，“组团”投资港口建设并建设配套产业园，保证港口货源。

专家们建议，政府应大力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签署地区多边投资保护协定，放宽市场准入，扩大开放合作领域。为双、多边投资项目提供共同的法律保护和争议解决依据。提升通关效率，降低商品流通成本。加快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进程，创造更加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

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研究员李建军等专家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我国有良好的经贸条件和合作基础，是人民币迈向区域化进而实现国际化的第一“实验田”。恰逢美欧金融危机引发东南亚对美元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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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

警觉，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人民币“南下”正迎来窗口期。袁堂军等专家认为，人民币“南下”需依托实体经济，通过树立我国在亚洲产业分工中的枢纽地位，推动贸易结构平衡。

减少疑虑，不宜把丝绸之路的话语“战略化”

专家们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障碍和不确定因素主要是来自美国、俄罗斯和沿线有关国家的疑虑。减少疑虑、建立互信至关重要。可考虑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善用恰当话语体系，阐释倡议内涵。国内专家普遍认为，要突出“一带一路”和平、包容、共赢的发展理念；强调政治上相互信任尊重，经济上平等互利共赢；“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经济扩张”，也不是“中国一家独大”，更不是谋求海洋霸权，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和势力范围。

郑永年认为，国内有些研究和话语经常把经济活动战略化，用战略甚至是军事战略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对外经贸策略，用“西南战略大通道”“桥头堡”“西进”等概念，给地方政府或者企业的贸易投资行为人为添上战略色彩，把本来可以成为软力量的东西转化成硬力量了。印度对“西南战略大

通道”很警觉，担忧中国会损害印度国家利益。东盟国家对“桥头堡”也很警觉，认为这个概念包含过多的军事因素。俄罗斯则对中国的“西进”非常担忧。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的核心是经贸，其性质是和平的。他建议不要把丝绸之路的话语“战略化”。曾任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大使的姚培生也表示，应强调中国不搞单边主义，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避免使用“西进”“崛起”等带有单边色彩的概念引起外界疑虑。

第二，兼容并蓄，对接现有区域合作机制。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俄罗斯是最具影响力的大国。目前，俄主导的机制有关税同盟、欧亚经济委员会、跨西伯利亚运输委员会等。中亚地区影响较大的合作机制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8年启动的“综合研究丝绸之路——对话之路”项目；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以及“北南走廊”计划。欧盟前驻华大使安博指出，俄罗斯对苏联国家持有“主权有限论”，会对中国的进入保持警惕。中国若强调在“一带一路”中与俄罗斯合作共赢，应会得到俄的支持。

“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美国参与的TPP（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主导的多、双边机制的竞争，加之南海领海主权争端，情况更为复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向阳认为，“一带一路”具有合作方式的多元化和合作对象的开放性两大特征，其兼容并蓄的优势，可以实现与现有区域机制的对接。

第三，扩大与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多位专家建议，我国应与沿线各国当地企业、西方企业以及相关国际机构合作开发，通过构建多方利益共同体，减少外界阻力和疑虑，降低政治风险，提高合作的可持续性。如应善用多边金融机构，联合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共同为大型项目提供融资。我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应采取开放式的合作模式，形成多边协作的金融平台。郑永年认为，丝绸之路的开放理念要体现在操作层面，首先要向合作国开放，让当地社会和老百姓分享发展成果；也要向其他国家开放，让有能力的外国公司都能参与到这个大构想中来，共同把这个构想做好。

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实现与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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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合作模式的转变，创新合作模式，真正实现互利互惠。复旦大学教授赵华胜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传统模式是输出廉价消费品，获取能源矿产资源。这种模式的潜力接近用尽，也越来越不受欢迎。“一带一路”旨在打造我国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以推销廉价商品和获取矿产资源为目标的模式与之相悖。以新模式取代旧模式并不是停止输出消费品和放弃开发海外矿产资源，而是通过增加新的内容，改变合作的形式和内涵。新型合作模式应以推动“一带一路”沿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为要义，这是我国与这些国家共同利益的真正契合点。新型合作不仅符合对方国家的利益和需求，还将提升中国经济存在的形式，从以商品存在为主进入到实体经济，同时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形象，提高我国的政治地位。“一带一路”建设只有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诉求作出回应，才会为这些国家所真正接受。

姚培生也认为，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过去一个时期，中国商人惯用的经商模式并非互利共赢，使这些国家对“丝绸之路”的根本目标保持警惕。哈萨克斯坦也已表示不愿仅作为中国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希望通过

合作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国内合力，突出企业主体作用

国内专家普遍建议，要合理界定和发挥我国政府、企业及智库等非官方组织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合力。

有学者建议政府做好对外政策沟通协调，营造良好合作环境，对内强化统筹协调，如设立“一带一路”建设部际协调机制和有关省市参加的地区发展协调机制，内外结合，统筹兼顾，既发挥各部门各地区的积极性，又要避免“一哄而上”和恶性竞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认为，国内地方政府“一哄而上”和企业畏难现象并存。有实力的民营企业更不积极，这就需要政府层面加大统筹和协调服务的力度。

专家们提出，要树立企业贸易投资合作主体的地位，引导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降低一些国家的疑虑，但同时要引导企业按照市场规则守法诚信经营，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姚培生认为，过去十几年，我国企业在快速推进“走出去”过程中过于粗放，在一些国家留下负面印象。在吉尔吉斯斯坦，部分中国企业利用当地法律漏洞和混乱社会局势牟取暴利，抢占市场，频频发生与当地居民的纠

纷，影响恶劣，对中国企业今后的进入带来困难。因此，在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中，政府和行业组织有效教育引导企业和员工树立良好企业和公民形象尤为重要。

专家们建议，在企业境外投资过程中，要更多与社会组织合作。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阿明认为，东南亚很多国家的精英都受过西方教育，认可非政府组织，我国也可培育包括智库在内的此类组织，为企业提供投资评估咨询，尤其是如何权衡经济利益与社会公益，帮助树立良好的企业和国家形象。专家们也提出，目前，我国各类研究机构和高校在周边国家研究方面力量相对薄弱，急需增强有关研究力量，深化“一带一路”国家国别研究，与有关国家智库构建合作网络，加大援外培训、学术交流、政策研究、人才培养力度，增强“一带一路”建设的智力和人才支撑。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

一带一路的建议2017-05-15 22:41 | #2楼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7年秋，中共中央、在哈沙克斯塔和印尼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稠之路的倡议，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再度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新的发展框架，从陆上到海上，从区域到多边到国际多边，将正在开展和未来将要开展的国际合作与发展项目容纳其中，并成为中国与世界融合的最大品牌。

“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一条或几条贸易，而是包括星罗棋布的自贸区、产业园。通过技术与知识转移，“一带一路”建设将改善中国与有过国家的贸易结构，推动区域及跨区域的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框架将加速文化融合、人心相通。通过分享昂越来越相似的情感和发展价值观，“一带一路”建设将拉近各个国家和地区人民之间的距离。

“一带一路”是国家整体开放的“走出来”战略，不仅是某一座城市和某一地区。“中国将以此为契机，全面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向经济体，为亚洲和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它为眼线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发展愿景，带去了新资源、新机会、新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带去了信心和希望。

这是中国第一次创造一个全球发展框架和品牌，因此，对自身责任和声誉的挑战都很大，它在为中国乃至世界带来机遇与新动力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风险与挑战。

在国内，“一带一路”正如火如荼，但过激反应冷热不均，中共企业走出去面临多重逢先和巨大挑战，政府于官员、企业家、商人在任何时刻都应保持冷静、警觉和耐心。2017年11月，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讲话时就指出：“亚洲互联互通建设既面临机遇，也存在困难。各国制度和法律差异较大，各方需求千差万别，各类机制协调不尽人意，等等。资金问题最为突出，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以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解决这些问题，仅靠一个或几个国家努力是做不到的，只有广泛建立伙伴关系，心往一起想，劲往一处使，才能不断取得积极成效。”

除了以上挑战和风险，“一带一路”建设还面临下面三大挑战和六项风险。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说服沿线各国或各经济体，把握共同的机遇，协力开展“一带一路”上的“五通”。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更好地保护环境。

第三个挑战是如何解决人力资源管路难题。

基于最近30多年中共经济飞速发展的经验，许多人可能会产生金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认知，但事实远非如此，“一带一路”建设面临诸多非经济风险。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政治不稳定。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为稳定。

文明冲突与国家冲突交织。“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犹太教并存交织，宗教在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不仅是单纯信仰问题，而且是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核心。这些地区因宗教信仰不同产生的国家和民族冲突已经持续了上千年，至今也未有平息现象。

反全球化者的压力。

恐怖主义威胁。

大国竞争。

一哄而上。一些政府背景的企业或政府自身，为了追求政绩，一哄而上“走出去”，既缺乏对所在国的了解，又不对风险进行全面的科学评估，更没有足够的国际化人才支撑。这样的“走出去”，十之八-九会造成投资失败，从而成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最大的内部风险。

为此有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一：以经济为主轴，实现可持续发展。以经济为主轴，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政治风险，把政权更迭等政治风险降至最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政治与社会状况各异，但在经济方面，有一致的诉求。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必须遵循经济优先原则，谨慎选择投资项目，在保证“支出”与“成本”平衡的基础上，追求回报和收益。

二：创造稳定的投资回报。要进行可持续的“一带一路”建设，就要创造稳定的投资回报，仔细评估投什么、资金从哪里来，以及投入回报问题。

三：避免成为“沿线国的发改委加财政部”。由于不同国家、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还款能力不同，海外投资安全保护已成为中国资本走出去之后面临的头等大事。首先是必须选对方向。要选择那些政治稳定、经济有潜力、市场有需求、有长期回报、愿意与中国合作、

符合“一带一路”发展方向的国家或地区开展合作。

四：平衡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事实证明，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是步伐一致经济联系密切并不意味着政治外交等国家关系的必然稳定。“一带一路”设计国家多、领域广、跨度大，相关国家经济水平和政治状况差较大，因此，对中国来说，平衡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五：寻求多边投资保护和保险。当然投资者必须得到保护，免遭流氓政府夺取资产。但协定的条款确与此无关。

充实内容，完善细节，制定或创建全球标准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大框架，对有些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来说，这个框架太宏达，看不到具体内容、规划、项目，就不知如何衔接。因此，在这个大框架下，如何充实内容，完善细节，制定或创建全球标准，将是接下来的重要工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行为准则和商业规划需要达成共识，包括市场经济理念、透明性以及竞争的公平性等全球通用准则。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发展水平差别比较大，利益需求不同，发展速度不同，但方向一致，这就构成了围绕“一带一路”的合作基础。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通过制度

创新特别是商业文化革新，消除国际上的政治偏见，增加相互信任。

加强区域政策协调，对接各国发展计划 “一带一路”这种跨区域、开放式的发展设想，国际上还没有先例。因此，沿线各国政策的沟通、动员协调就显得非常重要，这同时也需要我们保持战略的耐心，不能急于求成。

进行区域政治协调，建立“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政策沟通与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想通都是“一带一路”框架的关键支撑。“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不像造一坐医院、一所学校、一坐水坝那么简单，非常考验政策制定能力以及协调配套能力。沿线各国及地区存在各种差距，包括经济总量的差距、政府及高层的认知差距、进取心差距、教育水平差距、基础设施差距、资金投入差距等。 国家主导、企业推动、个人参与、智库评估

《纽约时报》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明确的表达了全球发展过程中政府、企业以及个人的重要作用。中国正发展出一种政府和市场机制相协同的体系，这套体系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仍将发挥巨大作用。要形成跨国界、跨文化、跨肤色界限的完全基于自愿并可持续发展的“一带一路”，需要政府、经纪机构（企业银行）以及个人携手同行。

国家主导，平衡内外发展

国内各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高涨。但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国内的区域发展框架，而主要是对外的发展框架。地方政府应在此认知的前提下，计划自己的行动方案，避免“争资源、争政策、争投资”竞赛，以及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窘境。作为国家规划，应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海陆统筹，城乡一体，东西部联动，将国外发展的拉动力转化为国内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以企业为主体，充分重视民间力量 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主体和主要推动力量。丝绸之路是无数商人往来穿梭亚欧大陆上千年，自然踏出的一条商路。当然，在中国一方丝绸之路的开拓，汉武帝以及汉朝政府的直接推动功不可没。

“中国的影响力散播至全世界，最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数百万籍籍无名、不怕面对充满偏见和不安的环境、在全球最不可能经商的地方创业的小老百姓给予支持，中国的扩张行动不不可能达到今日的规模。”这群升斗小民拥有惊人、无穷的自我牺牲能力，单凭出人头地的梦想前往世界各地闯荡，并持续政府西方人不敢涉足、就算一脚踏进去也会倒地不起的海外市场。

市场化运作，避免当成一场运动来施行

在过去的贸易往来中，其他国家从中国进口的大都是消费品，决策者是贸易企业，二“一带一路”框架下有关项目的合作，大都是需要各国国家政府拍板。政府在发挥引导作用的同时，应避免过多介入企业经济决策。应从整体上为企业创造“走出去”的机会和环境，建立区域及跨区域协调机制。

推动智库及民间力量的参与，降低运营风险

从宏观看，“一带一路”框架内国家众多，文化之杂，沟通之难，从无前例；从微观看，“一带一路”上任何一条道路、任何一个港口、任何一块土地，均有利息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仅仅由政府、企业出马，很难兼顾左右。广泛吸收国内外智库、学术界、记者、民间组织参与，对“一带一路”框架内各种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经济、社会及政治风险。

避免冲突，构建区域和平 大国竞逐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最大的政治影响因素。平衡大国间的竞争，构建区域和平，是“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必要保障。 作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核心舞台，亚洲是多中文明的大杂烩。仅东亚都包含了六种文明的不同社会——日本文明、中政教文明、中华文明、佛教文明、穆斯林文明和西方文明，南亚还增加了印度教文明。日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是东亚舞台上的主角；南亚还要加上印度；印度尼西亚是正在兴起的穆斯林国家。此外，东亚还包括几个经济影响日益增强的中等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巨大潜力的越南。

上述因素造成了国际关系模式的高度复杂化，它在很多方面可以与18-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相比，充满了标志着多极化形式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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