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宽容管理者

相关推荐

怎样宽容管理者

［摘要］宽容是对他人的宽厚容忍。宽容不仅是指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和平友善的态度，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宽容还是一种德性。在社会治理领域，特别是在异质的社会，在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下，要实现社会和-谐，更加需要宽容。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宽容不能仅仅作为少数人的偶然性的德性而存在，而应当成为公共管理者的责任义务。就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实践而言，公共管理者的宽容德性应当包括如下内容：尊重他人，换位思考；谦和有礼，大度容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虚怀若谷，善于纳谏；放下身段，深入基层；平等待人，杜绝歧视；仁者爱人，关注弱势；解放思想，包容创新。

怎样宽容管理者

［关键词］公共管理者；宽容；德性

一、作为德性的宽容

在现代社会，“宽容”是个使用非常广泛的词汇。那么，到底什么是宽容呢？《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宽容是“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和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现代汉语词典》把宽容解释为“宽大有气量，不计较和追究”。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伦理学小辞典》中写到，宽容是基于平等的自由精神表现出来的对所不赞成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爱好兴趣的容忍和尊重。在定义的基础上，该词条还从宽容的范围和主体进行了分类：从范围看，包括宗教宽容、政治宽容和道德宽容；从主体看，宽容有个体宽容与社会宽容之分。[1]

一些学者也对宽容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比如，沃尔泽在《论宽容》中，把宽容描述为一个对待差异性的态度“连续谱”。宽容首先被理解为一种态度或心境，纯粹是为了和平而顺从地接受差异性。第二种对待差异性可能采取的态度是被动的、随和的以及无恶意的冷淡。第三种态度产生于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容忍，对“那部分人”拥有各种权利予以原则上的认可。第四种态度表现为对别人的坦率、好奇甚至尊重，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并向别人学习。最后一种态度是积极拥护差异性。相比而言，科恩在《宽容是什么？》一文中给出的定义更加全面。他认为，宽容是指在多样性情境中，行为者认为有力量去干涉而不去干涉敌对的他者及其行为的一种有意识、有原则的克制。英格丽德·克里波尔在《宽容与认同》一书中，总结出人们谈论宽容的八种形式，包括社会—文化交往实践，一种人格类型的特征，一系列非暴-力、开放、欣赏多样性的态度，群体之间的实际的妥协，法律结构，政治学说，个人权利原则和个人道德德性。[2]

概括来看，宽容是对他人的宽厚容忍。或者说，宽容首先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和平友善的态度，反映了主体对客体人格的充分尊重的心态，而这种态度或心态又必须体现在他的行为之中。只有付诸行为的宽容才是现实的宽容。具体地说，宽容是对他人的言论和行为，特别是那些与自我的信念和判断相冲突的言论和行为的容忍、谅解和尊重。[3]

“德性”这个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含义较广。东汉时的刘熙对“德”的解释是：“德者，得也，得事宜也。”意思是说，“得”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合适，使自己和他人都有所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德”字作了更为详细的解释：“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这样，“德”事实上就被理解为一个人内心的“品质”、“自我觉性”。“性”在古代汉语中通指万事万物的品质和特点。由于古人逐渐把目光由天命转向人事，“性”与人心的关联变得密切起来，并且成了道德自觉的主题。孟子则干脆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人心”、“是非之心”作为人性的主要内容。这种对“德”与“性”的理解贯穿到日常生活和社会管理之中，从而能够使我国成为“礼仪之邦”。中国的传统伦理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看作为德性论的。古代卓越的教育家孔子，向来重视道德教育，作为道德教育基本内容和目标的因素大都属于人的德性。比如，《论语》中孔子讲到的仁、义、礼、勇、恭、宽、信、刚、毅等都是人的德性。

在西方，“德性”（ virtue ）一词的含义也经历了许多变化。在荷马时代，德性意即“男子气概”，显示出某方面的能力。柏拉图具体地把人的德性分为四种，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亚里士多德把人的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一类是品质的。理智的德性通过教导而生成和培养起来，需要经验和时间，品质的德性则来自习惯的锻炼运用。在《欧洲伦理生活史》一书中，英国学者莱基曾把德性分为四类：第一，严肃的德性，如虔诚、贞操、刚正等。第二，壮烈的德性，如勇敢、牺牲、忠烈等。第三，温和的道德，如仁慈、谦虚、宽和等。第四，实用的德性，如勤劳、节俭、信用等。

虽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宽容，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发生，但是，作为一种德性，宽容只存在于人人平等的条件下。在以权力结构为轴心的社会中，在权力结构较低层级上的人，即无权的人，可以把宽容作为自己的行为选择，但不能把宽容作为德性。因为，他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决定了他没有宽容的资格，他作出宽容的行为选择只是出于自我实现的目的，对于他人以及社会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甚至其影响几近于无。在以权力结构为轴心的社会治理条件下，只有对于位高权重者，宽容才是美德。 [4]

二、社会治理领域中的宽容

历史的实践证明，越是异质的社会，越是在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下，宽容越难以实现。但是，恰恰是这种类型的社会，要实现社会和-谐，更加需要宽容。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就是这种状况，这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社会治理领域中的宽容。在社会治理领域中，宽容与不宽容是一对矛盾，也是充斥人们视野的现象。比如辽宁某县公安进-京-抓-记-者事件，西北某地“拘校长”事件，农妇骂公安局长被拘事件等，都凸显了社会治理领域中的不宽容现象。令人欣喜的是，新近提出的“北京精神”把“包容”纳入其中，这体现了社会治理领域中的宽容。“包容”是“北京精神”的特征，即宽容、容纳。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壮大的漫长过程中，北京以自己宽广的胸怀和开放的心态吸引、融合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古典的、现代的，民族的、世界的，京腔京韵的、五湖四海的在今天的北京都有其展示的舞台；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人，都能在北京寻找到发展的机会。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宽容只能作为一种一般性的伦理原则提出，对于个人来说，只是少数人的或偶然的德性。在治理体系中，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控制与受控制的关系。如果说存在着类似于宽容的因素的话，那也是以治理者的“怀柔”形式而存在的虚假宽容，或者是一些暂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借以缓和即将激化了的矛盾的“隐忍”。这说明，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在本质上并不存在宽容的基础。 [5]

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由于人的社会流动的频繁化，人际交往的暂时性、临时性特征日益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使人感到格外强烈。在这种条件下，对人的宽容的要求也会变得强烈起来。但是，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倾向于用单一化的手段来把社会塑造成形式化的社会，它所极力关注的是人的恶行如何不对他人、不对社会造成伤害，至于人是否拥有宽容的德性，对于法律规定的人的行为规范而言并不重要。 [6]

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公共管理是多样性的充分张扬，它把一切压抑和抵制人的差异性的藩篱全部拆除，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无疑会对公共管理者的宽容提出强烈要求，要求他们宽容地对待治理体系中的人的差异，并进一步把人的差异转化为合作体系中积极的互补因素。这样一来，宽容就不能仅仅作为少数人的偶然性的德性而存在，而应当成为公共管理者的责任义务。 [7]

就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来看，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宽容。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宽容意味着人对人的宽容。但是，最为核心是社会治理者对社会公众的宽容。宽容社会的构建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关系。这是因为社会的现代化导致社会关系日渐分化和复杂化，社会冲突和矛盾层出不穷，并且表现出一种日常化、常态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种有力的宽容体系的内在支撑，社会难免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之中甚至解体。 [8]

中国古代思想中蕴含了丰富的“宽容精神”、“宽容理念”。《尚书》中记载：“（舜）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9] 这表明，中国在上古时期之伦理道德教育的施行中，“宽容”已成为重要纲领和原则。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不管是“忠恕而已”的夫子之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孟子之教所阐发的儒家理念，还是宣扬“无为而治”的道家智慧，又抑或是墨家秉承并恪守的“兼爱”思想的内涵，都有“宽容”理念的贯穿。 [10]

在当代社会，宽容精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宽容在社会领域中的体现就更为明显。在经济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允许多种所有制成分在市场领域内自由竞争和发展，逐步采取开放政策，积极促进与国外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兼收并蓄，这都是宽容的体现。在政治上，“一国两制”的施行，使两种不同的制度共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之内，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也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宽容。在思想文化领域，允许各种思想文化间的沟通与交流，突破传统观念，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宽容局面。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宽容促进了我国社会的进步和繁荣。 [11]

建设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实际上这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一个永恒目标。所谓和-谐社会就是指社会生活诸要素或方面已然达到融洽互动与协调发展的社会或社会发展状态。 [12] 社会和-谐的本质规定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社会和-谐状态，首先是一个有差异的社会状态，是一个个性化，从而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状态。 [13] 和-谐社会是尊重差异、强调宽容的社会。在面对矛盾冲突而又缺乏调和折衷的情形下，能够表现出宽容的能力并付诸实施是难能可贵的。毕竟一个逐步完善的和-谐社会，其广泛性既包含不同个体之间的融合，也包含不同利益取向之间的平衡。 [14] 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宽容，就会因个体文化差异、利益差异导致矛盾、冲突，社会难以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离不开宽容精神、宽容理念。只有人与人之间互相宽容，才能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 [15]

三、公共管理者的宽容德性

对公共管理者而言，宽容德性应当成为公共管理职业的基本要求。当代社会是一个异质的、多元的社会，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差异会越来越突出，即使是在公共管理体系内部，各个群体、组织之间也是互动的，这些互动有着不同的形态、速度、特质和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管理活动建立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差异的基础上，普遍的追求多样性、追求放松规制，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特征。与此相应，公共管理体系必然会受到来自于社会的宽容的要求，公共管理者也必然会感受到这种来自于社会的宽容性压力。这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必须宽容地对待公共管理过程中涉及的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的差异，并进一步把人的差异转化为合作体系中积极的互补因素。因此，公共管理者必须要以宽容作为自己的职业素养。[16]

就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实践而言，公共管理者的宽容德性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尊重他人，换位思考。宽容本意是对他人宽厚容忍，实质上意味着尊重他人。而要做到这一点，换位思考是首要的，即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公共管理者处在社会管理者的位置上，有着较高的自尊和尊重需要。而要获得别人的尊重，首先应当尊重别人。有些官员动辄对提出不同意见的群众大发官威，斥其为“刁民”，没有一丁点的尊重。孰不知，“刁民”称谓与贪官形象恰恰是一对孪生儿，没有贪官，哪来“刁民”？

第二，谦和有礼，大度容人。纳百川方能成大海，成大事者不能眦睚必报。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对待他人，不能求全责备。对待人才应礼贤下士，对待普通人也应谦和有礼。只有待人谦和，有容人之量，才能团结他人，凝聚组织。事实证明，凡对人持谦和、宽容态度的人，其群体相容性就会很高，开展工作阻力就会较小。相反，凡待人傲慢、刻薄的人往往苛求同事，造成相互关系紧张，难以与人合作。

第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对他人的宽容不能延伸到宽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要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对工作精益求精，行使权力应如履薄冰、一丝不苟、严肃谨慎、恪尽职守，绝不能敷衍塞责、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尸位素餐。公共管理者应当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事实证明，只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才能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

第四，虚怀若谷，善于纳谏。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古代的圣主明君多能做到虚怀若谷，善于纳谏。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他身边，不乏像魏征这样敢于直谏，不怕触怒“龙颜”的诤臣。公共管理者应多听不同意见，而不能只乐于听到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的溢美之辞。须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第五，放下身段，深入基层。 公共管理者要克服“骄”、“娇”二气，放下身段，深入基层。制定政策和计划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中往往蕴藏着真知灼见，只有深入基层，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所想、所需，公共管理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能避免工作中的盲目性，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第六，平等待人，杜绝歧视。 在现实中，存在着对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的歧视。据《羊城晚报》 2015 年 5月 9 日报道，广州城-管原支队长许某说：“有专家学者建议城-管对小贩宽容一点，我看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还说，广州“走鬼”（笔者注：指无营业执照的流动小商贩）大多数是外来人口，他们并不向本地交税，具有超强的“传染性”，“广州如果不设防，傻瓜都会来广州。”偏见与歧视是宽容的重要障碍。偏见与歧视往往是由于职位、经历等不同所导致的。官本位的优越感是产生偏见与歧视的重要原因。公共管理者应当摆正自己的位置，把自己定位为“服务者”、“人民公仆”的角色。

第七，仁者爱人，关注弱势。 弱势群体是社会体系的脆弱链条。关爱弱势群体就是要求公共管理者做到仁爱。仁爱是一种超越亲情的普遍的爱。对于公共管理人员来说，仁爱既是对社会公众和社会事务的敦厚宽容，又是公共管理人员的自爱。前者是道德之爱，是不分亲疏远近、不分富贵贫贱的爱；后者要求公共管理人员要理性地节制自我，宽容地对待他人。培养仁爱意识，要求公共管理人员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从体尝生活、珍惜生命做起。 [17]

第八，解放思想，包容创新。 公共管理者要解放思想，敢于突破旧的条条框框和旧的行为方式，以开放、开明的心态包容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是创新的萌芽，更需要细心呵护，不能因为其有缺陷，就横加指责，甚至一棍子打死。在这方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对待新生事物，比如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实践，邓-小-平允许试一试。正因为如此，才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公共管理者的宽容绝不是无原则的。无原则的宽容只会破坏人们健康的社会生活，扰乱良好的社会秩序。宽容要以公正为原则，公正是宽容不可逾越的价值法则和界限。 [18] 比如，对于那些坑害消费者的奸商以及以权谋私和滥用权力的公职人员，就决不能宽容。因为，对他们的宽容，就意味着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置若罔闻，意味着对公共管理责任的放弃，甚至是对人民的犯罪。

从公共管理伦理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公共管理者的宽容德性，我们还必须看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即把宽容德性要求上升为宽容责任，在公共管理责任体系中引入宽容责任。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建构，公共管理者的宽容德性就获得了制度性保障。质言之，宽容德性不仅仅是公共管理者的自主选择，更是公共管理制度对他提出的一种要求。前者是自律，后者是他律。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公共管理者的宽容德性才具备了完整形态。

宽容是一种无上的美德2015-10-31 20:20 | #2楼

南京多宝寺内弥勒佛旁的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己何所不容；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

这副对联主张无所不容，宽容别人的种种。的确，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你自己也有许多缺点和错误，并得到了别人的谅解和宽容。将心比心，你对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也都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要知道，宽容别人的错误，不等于辱没自己的尊严。也不是说不讲原则是非，宽容一切无理的行为。宽容是在不出大原则的前提下的理解与谅解，是一种真诚的厚道。

北京潭柘寺内一副对联另有一番境界：“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这副对联在宽容上强调的是要容天下难容之事。一般人要宽容一般的事，还比较容易；遇到难容的事能够宽容的就不容易了。对待难容之事，需要“糊涂”一点。

当然，宽容并不排斥严格要求，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尤其糊涂不得，而在涉及个人恩怨的问题上，还是“糊涂”一点好。郭沫若和鲁迅之间“曾用笔墨相讥”。但在鲁迅逝世以后，他却不像有人那样趁“公已无言时”前去“鞭尸”，却是挺身而出捍卫鲁迅精神。同时，他还“深深自责”以前“偶尔闹孩子脾气和拌嘴”，他表示：“鲁迅先生生前骂了我一辈子，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坚持原则，不计较个人恩怨，郭沫若表现了可敬的豁达大度的精神。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的故事也是如此，蔺相如大事清醒，在小事（个人恩怨）上“糊涂”，因此能在“难容”之事上采取宽容的态度。

宽容不会失去什么，相反会真正得到：得到的不只是一个人，更会是一个人的心。正像明朝洪应明所说：“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待人宽容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宽容是人类应该具有的一种修养，是一种美德。

【怎样宽容管理者】相关文章：

《宽容》教案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