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小结与反思

有关于“三农”问题的小结与反思

有关于“三农”问题的小结与反思（第一篇）

摘要：“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然而，近几年农民收入增幅一降再降，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探求收入增幅下降的原因，并提出对策措施，以便从增加农民收入入手，解决三农问题. 迄今为止，三农问题一直都是社会的焦点，并逐渐演变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三农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国民的素质，社会的稳定，及国家经济的发展。为解决三农问题，国家实施了很多有效的政策，在政府﹑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三农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

正文

三农问题的内容：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的经济收入低，增收难，素质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贫富差距大。

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基础设施不齐全，经济不发达。 农业问题：农业仍然是制约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的东西卖不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农业产业化程度低。

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分析

在新的历史时期，增加农民收入既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能否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更是关系到在20年左右的时间后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因此，农民增收应当成为党和政府十分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任务。结合“农内”和“农外”因素，促进农民增收，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措施主要有：

(一)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是关键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使各国都把农业置于政府的保护之中，尤其我国加入WTO以后，更需要政府实施保护和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农产品价格支持、补贴政策、财政信贷政策、农业保险制度等，使农民从政策优惠中增加利益。各级政府应确保每年的财政支农增长水平高于上年，从而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农民收入长期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二)农业结构调整是必要条件

目前我国农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区域结构雷同，各地区重复生产，低水平竞争；二是农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差，缺乏竞争力；三是生产组织不合理，分散经营，规模小，成本高。解决上述问题，第一要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区域特色，解决区域结构问题。第二要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优质产品比重，解决农产品结构问题。第三要走农业企业化道路，解决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不合理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

(三)发展劳务经济，改革户籍管理是必然途径

发展劳务经济的目的就是剩余劳动力就业和输出，一能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二能实现劳动效用最大化，在以增产使农民增收的空间有限时，发展劳务经济改革户籍管理己成农民增收的必然途径。我国农产品深加工转化值的空间还很大，大多数乡镇企业还是应结合农业产业化，以农产品为原料，提高深加工水平，通过增加附加值来增加农民收入。

(四)减轻农民负担是保证

农民负担和农民增收呈负相关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将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减负可以保证增收。要把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认真贯彻实施《农民负担条例》，清理整顿“三乱”现象，规范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关系。

(五)政府加大投入是基础

我国农业的投资主体是国家、集体和农民，在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集体普遍缺乏必要的积累，农村基层组织的经费绝大部分来自农民，农民纯收入抵充负担后，没什么效益可言，这个主体的投资能力微不足道。应努力提高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比重.把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农民从增加投入中增加实惠。

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有关于“三农”问题的小结与反思（第二篇）

“三农”问题是我国长期的历史梦魇，至今未能得到完全解决，它“绝不仅仅是道义或者公正的问题，而是一个横亘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面前的现实难题。”曾被称为中国农村第三次革命的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着一个难以绕开的“翘翘板现象”，即基层政权运转难和农民负担反弹。在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大国，全面实现小康必须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开拓新的思路，正确认识和把握“三农”问题的实质，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前提。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采用财政社会学分析方法，通过对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我国“三农”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不合理的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无论是农村税费改革，还是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都要求把农村财政放到一个更坚实的制度基础上来，彻底改变我国传统财政体制下农村城市不当的权力资源配置格局，建立农村城市协调发展的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实行民-主财政。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并建立四种主要的财政体制模型；第二部分分析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财政体制根源；第三部分讨论1949年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三农”问题，第四部分是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及财政体制模型

财政涉及广泛的责权利关系，具有极大的社会经济“联动性”。19世纪的财政学文献表明，重商主义时期的财政学具有鲜明的学科综合化特色，它包含有今天的法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政策学等内容。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各个学科的单方面发展，财政学才变成一门技术性的学科，并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既有理论的虚拟观念的基础上，忽视了财政现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葛德雪（RudolfGoldscheid）批判了财政学的技术化倾向，提出了财政社会学思想，试图恢复重商主义时期财政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熊彼特则从财政的侧面抓住国家的本质、形态和命运，指出对财政历史的研究能使人们“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同时也能洞悉具体的条件，特别是组织形式发展和消失的方式。”可惜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发展，财政社会学也始终只是处于萌芽状态，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本文以为，财政社会学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宏观分析的最佳视角，它可以通过吸收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革新对财政及财政体制的理解，恢复财政学的古典色彩，从而使其理论更具解释力。下面，作者将根据自己的理解建立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并从中引申出四种主要的财政体制模型。

“权力资源”和“生活机会”（life-chance）是本文分析的中心概念。吉登斯（AnthonyGiddens）认为，“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其存在的前提是各种支配结构的存在。以康芒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制度安排中的权力结构。权力资源是权力的基础，其占有状态决定了“生活机会”的大小。国家通过控制权力资源以取得财政收入，财政是国家控制权力资源的经济体现，财政体制最充分地体现了权力资源的配置格局，因此，“每个社会问题，实际上还有每个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财政问题”。以财政利益为根基的冲突是社会冲突的基本形式，一定财政利益格局下的冲突和权力的关系总是与权力资源的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财政体制构成吉登斯所说的“权力的制度性调配”（Internationalmediation）的载体，即权力存在于财政体制之中，并通过财政体制展现出来。因此，本文认为，财政体制是政府通过其收支结构和活动范围的划定对权力资源在政治、经济两大领域及各领域不同活动主体，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群之间的分配，是对不同活动主体基本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规定和认可，决定了不同主体的活动空间或“生活机会”。权力资源在不同的领域的分配决定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同时由于不同领域权力资源运作机制和活动主体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国家财政收入规模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一国的财政体制需要在国家合法性最大化、国家财政收入最大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最大化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否则就会引起国家或社会的动荡，从而需要通过改革或革命来重新趋向平衡。这构成了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正是由于财政体制的这一内涵，使它对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立宪”层次上的意义，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也可以在财政社会学框架内通过对财政体制的研究得到解答。

下面，我们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一个简化的模型来分析一定财政体制下的权力资源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以及在城市和农村的配置所产生的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绩效：

Y＝εAaBb

权力资源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的配置具体化为财政直接控制（包括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和市场配置（财政间接控制）两部分，分别用A和B表示，a和b则相应表示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对该领域权力资源的弹性参数，且a+b=1。ε表示综合绩效系数，Y表示总体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在这个模型中，A=C1+D1，B=C2+D2。C1和D1分别表示在财政直接控制下的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C2和D2分别表示在市场配置下的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假定市场配置效率高于财政直接配置效率，即a

模型一：AB，C1C2，C1D1，表示权力资源主要由财政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农村。

模型二：AB，D1D2，C1

模型三：AD2，表示权力资源主要由市场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农村。

模型四：A

模型一和模型二可总称为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因为在这两个模型中财政直接控制了大部分的的权力资源，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市场配置的权力资源十分有限，并且常沦为财政的附属物，在为财政的服务中取得自己的存在。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国家凸显了其暴-力特征，个人和组织的生活机会强烈依附于共同体，无法发展出独立的人格，也无法迸发出创新的冲动，因而整个社会缺乏发展的内在激励，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但由于模型一和模型二对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格局不同，因而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模型一中，国家的财政基础以农业为主，限制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本文称之为农业基础型集权财政体制。在模型二中，国家的财政以国家控制的城市工商业为基础，可称为工商基础型集权财政体制。

模型三和模型四可称之为公共型财政。因为在这两个模型中，市场取得对权力资源的主要配置权，财政在为市场服务中取得自身的存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取得对权力资源的主要配置权并不与本文在前面所主张的财政体制的涵义相冲突，相反，它是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是财政对权力资源由直接控制转为间接控制的结果。正如希克斯所证明的：市场经济的演化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的介入。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国家隐匿了其暴-力特征而凸显了其契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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