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活动反思

大学生活动反思

目前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乐观情绪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大学教师的待遇也有了普遍的提高，甚至有人把大学教师看作是高收入阶层，有人甚至认为教师不但拿高薪，还有寒暑假，既有钱，又有“闲暇”，真是“优哉，游哉”。我们的大学教师果真是既有钱，又“优哉游哉”吗？

事实并非如此。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大学教师的待遇确实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大学教师的教学和生存环境仍然不容乐观：一方面大学教师被-迫接受越来越繁忙的教学任务和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大学教师的工作待遇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因为从教育的投入方面来讲，我国的教育投资长期不足，教育经费的投入远比不上其他国家，据统计，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130多个国家，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由1980年的4.4%提高到了1996年的4.8%，低收入国家由3.4%提高到3.9%，高收入国家已高达7%—8%左右。而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投入比例占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左右，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门曾经发布了《1991─2000年十年教育发展纲要》，提出了教育经费占GDP4%的要求，但这样的目标却一直没有实现。教育经费不足，许多高校只能通过各种形式的招生和收费维持学校正常运转，因此可以说，乱收费问题和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有一定关系。

教育经费的不足，自然影响了教师收入，许多教师正是为了“谋稻粮”，为了多拿点薪水，才不得不拼命上课。而且一个具备高校教书资格的老师，往往得有博士学位，但当许多学子，数年寒窗，拿到博士文凭时，“年岁已高”，在寒窗苦读期间，他们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因而当他们开始执掌教鞭的时候，便不得不考虑经济生活。可高校教师所得到的待遇却远远比不上公务员，为了能够买到房子，娶上妻子，他们只能拼命上课。笔者所在的学校里，一些年轻的讲师，平均每周上课达到14节，而最多的竟然达到了30节。除了繁忙的备课和教学工作，许多高校教师还要承担一定的管理工作，这样，管理、组织班级和学生组织又要花去很多的时间。当然，除了教学之外，高校教师有一个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研究”，学术研究自然也是教学活动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部分。但每周上二十多节课，还要做一些其他教育或私人活动的学者，哪还有时间开展研究工作？而在许多学校中，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或出版专著，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学者教学和学术水平的指标。因此，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教师，就不得不挤出时间进行“研究”，白天教学，晚上备课和搞科研直到深夜一两点，这已是众多教师的日常生活状态。于是到处可见教师忙碌的身影：上课、申报课题、查资料、写论文、指导学生论文，组织学生活动……。在常人眼里，学者是在“象牙塔”专心做学问，但现在学者不仅抛头露面，而且忙碌得很。“忙碌”使许多教师精神高度紧张，身体异常疲劳。最近一则耸人听闻的消息称，大学教师要比普通人少活20年。这则报道的可靠性引起了许多人的怀疑，但它说明了大学教师的身体与精神健康因为过度忙碌，已经到了十分糟糕的地步，学者非但“悠闲”，实际上缺乏“闲暇”。

学者被-迫接受大量繁忙的教学工作，导致身体、精神异常疲劳的现象，并非我国大学的独有现象。早在20世纪初期，美国“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白壁德便在《教学的闲暇》一文中抱怨说，美国的大学教师非但有足够的工作要做，而且是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他们被大量繁忙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压得喘不过气，他认为欧洲大学教师的境况要好得多，因为在欧洲，被认为有能力进行学术创造的人一般不会花三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授课，但在美国，有能力取得研究成果的学者每周常常花九至十八个钟头的时间用于教学或讲座。白壁德把这种繁忙的教学现象称为“培根主义”，“培根主义”强调每个人应该勤奋工作，减少“闲暇”时间，即使“闲暇”，也是为了恢复体力从而更好地工作。

白壁德批评了勤奋工作的“培根主义”教学倾向，他认为学术界予以鼓励或者让老师被-迫接受大量繁忙工作，是一种不明智行为，对于教学和学术研究毫无裨益。他指出有必要重新认识“闲暇”的意义，提倡一种“教学的闲暇”，把“闲暇”看作是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取得成就的必要条件，学者因为“闲暇”才有“思想”。

显然，白壁德主张学者要“闲暇”与通常的“闲暇”概念有所不同。通常的闲暇往往指娱乐、休息。但在白壁德思想中，“闲暇”包含了更多种含义：第一，白壁德的“闲暇”即通常所理解的工作之外的休息、娱乐之意。白壁德认为现代社会节奏太快，快得人们忽视了休息，他说：“如今流行的生活观念排除了休息的观念。它不认为人以自身为目的，而是用来达到某种外在目的的工具；因此，它漠视那些人类活动及其适当完善之所易于工具或机器的活动及其适当完善的地方；简言之，它忽视了古希腊人在其闲暇观念中所蕴涵的全部内容代之以对能量和机械效率的崇拜。”（出自欧文·白壁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快节奏和高强度使人的身体和精神得不到休息，始终处于疲倦和紧张状态。第二，白壁德所说的“闲暇”，指的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在白壁德看来，有学术生产力的学者虽然忙碌，但不是忙自己的事，忙碌使他们没有时间开展研究。白壁德说在古希腊语中，“学者”的意思是“忙碌的闲人”，学者忙碌，指的是有时间从事专业领域的研究，而不是把大量时间花在授课、讲座和社会活动上，但现代学者恰恰相反，花在这些地方的时间比花在专业研究上的时间多得多，因此才“今天的学者抱怨缺少闲暇的时候，他差不多总是在说他没有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情”的情况。第三，白壁德所言的“闲暇”，主要意指学者缺少沉思精神，当然，这是因为生活节奏太快，巨大的教育机器令人“快到了没有时间思考的地步”。另外，过于世俗化和功利化的学者也热衷于日常杂事，而不能够“平静的反思”，白壁德借用美学家鲍桑葵之言指出，学校一词本就是由“闲暇”派生而来，它不是工作，更不是娱乐的意思，而是指一种心灵的运用，闲暇就是有时间发挥“心灵的作用”，进行自我反思，“它是一种心灵的运用，在此我们通过伟大的思想，提供提升自身的诗歌和艺术，通过智力的最大发挥，此外还通过宗教，我们对某种无法从自身割舍的东西、宇宙间真正的oneness与核心不时有所感觉；它使我们感到，不论我这个渺小而短暂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生活仍然是值得经历的，因为它和某种永恒价值有着真切实在的接触。”闲暇不仅和休息、娱乐有联系，而且关联着终极意义，教学与学术研究本应是学者要用很长时间，甚至一辈子时间“沉思”和研究的心得，是对生命和意义的思考，但现在学者们急功近利，整天“忙碌”，丧失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的思想。

所以，在这里白壁德借重新阐释“闲暇”的意义，把矛头指向了以“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因为正是现代社会使得教学“闲暇”观念丧失，组织运作“庞大而复杂的教育机器令人无暇进行平静的反思”。其实另一位学者韦伯在更早的时候就指出，现代社会是个“去魅化”和“世俗化”的社会，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终极意义不再被关注：“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直接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马克斯·韦伯：《学术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在这个社会里，艺术、宗教乃至哲学都仅仅是一种职业，与终极价值无甚关联，“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它也不属于智者和哲人对于世界意义所做沉思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历史无可逃避的事实，只要我们忠实于自己，我们便不能摆脱这一事实。”但是白壁德却想反抗这一事实，他指出现代化工具，本来目的是为了减轻世人的繁重工作，向更多的人提供“最大可能的休闲机会”，但现在不仅没有做到这点，却使得人们更加劳累、繁忙，人们仿佛生活在不停运转的“搅拌机”里，这种以“工作”为乐的价值趋向，违背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原初目的。而大学作为最具有“沉思”传统的地方，现在也因忙碌失去了思想的能力，无数设备的投入，核心期刊的规定，匆忙开展的诸多研究项目，并没有使得教学目标有所提高，相反戕害了“闲暇”传统，导致连剑桥和牛津这样具有“闲暇”传统的学校，“人文主义”和“闲暇者”也正受到“专门的科学家和忙碌的人道主义者的排斥”。大学“教学闲暇”的丧失正是现代教学过程中人文精神危机最深层的表现。

因此，鉴于对于现代社会的危机意识，白壁德觉得有必要在大学教育中保持和重新发扬“闲暇”精神，让学者摆脱“培根主义”的教育思想，回到闲暇和沉思的传统中去，他强调：“我们的综合性大学与专门性大学所能提供的最大服务，就是营造闲暇与反思的氛围来反抗‘能量崇拜’（the worship of energy）以及对行动的疯狂渴望。”

白壁德提倡“教学的闲暇”理念，对于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富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前面已提到，我国的教学现状不容乐观，不仅许多教师为了薪水，拼命上课、做讲座和发表科研论文，缺少了“闲暇”时间。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勤奋“忙碌”，并没有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反，教育现状令人越来越不满意。据2015年《南方周末》的“民生”版统计，这年11月的“投诉热线”，“教育投诉”竟然居于榜首，可见教育存在一定的问题。

整个高等教育机构都很勤勉忙碌，仿佛也出了不菲的成绩，五花八门的所谓“新教材”，眼花缭乱的所谓“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所谓“新成果”，推陈出新的所谓“新观念”。但是所谓“成果”到底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呢？我们先来看一则报道，据称中国大陆目前大约出版了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而且每年还以十余部的高速度生产，并且动辄是上百万字的巨著。既然有这么多的文学史，那么文学研究肯定是很繁荣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么多文学史十之八-九都是低水平重复，各种教材大同小异，有很多教材因为编写匆忙，错误百出，2004年出版的一部煌煌87万字的著作竟被发现有无数个文献和史料错误。而且许多教材都是“集体编纂”，集体编纂自然发挥了集体优势，但有些教材居然是三五十个人在一起编写，而那些冠名主编的人，往往只写一个洋洋洒洒的序言，称赞“本”教材又开创了一个新体例，填补了一项国内空白，甚至有的主编一字不写，这样的教材当然不会具有很高的价值。很多专著自然也是这样，东拼西凑，毫无思想，有些名为专著，但书里居然有一半都是研究生的“效忠”之作。上课亦是如此，一些老师授课教案“几十年如一日”，毫无变化，而另外一些老师喜欢新方法、新工具和新思想，但这些新方法、新工具，乃至新思想，这个老师自己还没有“想”通，便在课堂上信口开河，传道授业了。

就这样，如前面所述，整个教学和学术领域显示出一片“繁荣忙碌”景象，每个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自然每年也是一大堆，肯定都获过各种国家级或省市级奖项，有核心期刊和煌煌巨著，许多教师也正是凭借这些成果荣登“教授”、“博导”的位置，乃至获得“名家”和“大师”的称号，但实际上许多成果没有太大价值。因为多数人不是对某个问题感兴趣才去研究，申请课题、发表论文均是为了薪水、职称和地位，因而有时一个老师对某个课题毫无研究，但如果需要评职称了，他也会突然有了新观点、新发现，需要“发表”一下。如果这时有个重大的省级或国家级课题，可以获得大量科研资助，他也一定全力以赴，力争取得这个项目。一些威名远扬的教授，虽然学术研究的能力不高，甚至不怎么写文章，不怎么从事科研活动，但他占据了某个位置，或者擅长攻关、跑项目，那么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学界大师”。而一些真正具有学术能力的人，却只能默默无闻地在背后干活，甚至连“干活的份”都轮不上。结果像韦伯所说的那样，一个讲师，更不用说助教了，他是否能升正教授，甚或当上学术机构的首脑，纯粹受着机遇左右。这就是我们的教学和学术现状，故有学者疑惑地问：“按理说，如此百万大军齐上阵，天天忙活、年年折腾，中国大学的科研水平早该世界一流了！得个诺贝尔奖，亦应如囊中取物般容易才是！但结果如何呢？学界有良知的人士早有公论：仅就文科而言，许多领域的整体科研水准和学者个人成就，甚至不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或三四十年代。”（杨曾宪：《“人海学术”戕害学术生命》，上海《社会科学报》）。学者们整天忙着炮制论文、申请项目和巡回讲座，没有人潜心下来钻研和思考，教学与学术水平自然只会倒退不会进步。如此学术和教学氛围，当然也培养不出好的学生，并且毫无思考的风气很容易被其学生带到社会各地，生根开花。

中国教师“忙碌”于教学、发-论文和申请课题，这当然不能完全责怪学者本人。其根源是如白壁德所言，是整个巨大的现代教育机器让教师和学者成为“忙人”，剥夺了他们“闲暇”和“思考”的时间。因此，我国的教育机器虽然越来越庞大发达，组织也越来越严密，学校越办越大，学科越来越齐全，博士点和硕士点数量越来越多，但是整体的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却没有太大提高，甚至许多教育机构不是把培养人才作为目标，而是把赚钱当作首要目标。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反思整个教学体制，还给学者一些“闲暇”时间。当然，中国古代许多著名学者，其实都是“闲暇者”，孔子就说自己“述而不作”，许多经典著作的传世，正是“闲暇”的产物。而在20世纪初，王国维、蔡元培等学者也都强烈批评了功利主义的教育观，提倡大学要有“思想”，蔡元培在北大1918年开学演说词中就强调大学教育的纯粹性和精神性，他把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置于大学教育的中心。而著名学者梁漱溟、陈寅恪在进入著名学府执教以前，没发表过什么核心论文（那时也没有“核心期刊”一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也不断提出大学要有人文精神，但现在我们的大学教育已经在急功近利的路上越走越远，学校把教育当作赚钱的地方，学者把教学、发-论文当作晋级职称的手段，在这样的教学体制中，学生自然也不会“思想”。本文呼吁在整个教育体制，以及教学与学术研究中提倡“闲暇”理念，实际上就是倡导一种非功利主义的教育、教学和学习思想，提倡一种沉思的学术品格。

提高教师待遇，减少老师授课量，让老师从“忙碌”中摆脱出来，多点闲暇时间。不以论文发表的数量、级别衡量教师的地位和价值，让他们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有时间开展“思想”。学者们只有真正展开了“思考”，真正的教学和学术成果才会出现，中国的教育事业也才能真正发展起来。最后，我们用白壁德在《教学的闲暇》中援引的古希腊演说家狄摩西尼的话结束本文：“我以神的名义请你们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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